近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发布的2021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两校学生毕业去向落实率均较高，清华为98.4%、北大为98.29%（校本部为98.45%）。有关媒体还关注到，两校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趋同，均有超过70%的本科毕业生升学深造，均有超五成的博士留京就业。
其实，相较往年，两校毕业生就业数据并未发生多么大的变化，但为什么一些媒体总还是热衷于拿来品评一番？想必这里面的确存在着一些特殊原因，例如名校毕业生是国家重要而宝贵的人才资源，大学生就业工作向来是全国就业工作的一大重心，毕业生就业质量历来是社会关注的一大焦点等，使得这个话题本身就自带流量。而且，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作为全国高校的标杆榜样，其学生就业动向更容易挑动社会公众的敏感神经。
然而，除了前述原因之外，笔者倒也欣喜地从中挖掘到不少理性“宝藏”，即应怎样分析高校毕业生就业中的理性表现，理性的毕业生就业动向又是什么样的，如何理性地看待毕业生就业选择问题等。
先来谈一谈应怎样分析高校毕业生就业中的理性表现。这里可将北大、清华两校毕业生就业单位所属行业作为切入点：两校本科、硕士毕业生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均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广泛应用于产业创新，信息服务、新兴技术相关产业领域对专业人才需求增长较快。而两校正是通过及早优化调整专业设置、提升专业价值品质、加强创新创业教育等方式提高人才供给质量，健全完善行业、企业和社会团体深度参与教育的体制机制，综合运用招生计划、就业反馈、拨款、评估方式，加强急需学科专业创新人才培养，真正做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显然，这就是两校在发展战略实施中应势的理性选择。
另据报告数据，两校博士毕业生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均为教育，就业占比均超40%。从理论上看，教育具有的筛选功能将不同层次教育的社会成员输送到特定工作岗位，形成基本的就业选择模式。如大量学术型博士会到院所从事学术职业相关工作，这符合教育人才流动规律。事实上，从博士生教育和学术系统内部来看，国家和地方“双一流”建设持续加力，极大调动了各高校招揽高层次人才的积极性，加之高校在薪酬福利、发展空间等方面可以提供富有竞争力的优渥条件，两校博士生集中流向高校从事教学工作也是顺势而为。况且，两校不断提升博士生教育质量。例如，清华大学连续多年开展针对研究生的教学能力提升项目。在京各大院校向两校博士毕业生纷纷伸出橄榄枝，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接着，再来论一论理性的毕业生就业动向问题。值得关注的是，两校本科毕业生中均有超过70%的人将升学深造，且均有超过半数的博士毕业生留在北京就业。升学深造是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学历进而强化就业竞争力的直接体现，已然成为多数学生的理性自觉。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毕业生留学虽受到一定影响，但仍有一些高校本科毕业生升学率不降反升。除两校之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升学率也超过了70%。有学者研究发现，成绩优异、专业兴趣浓厚的毕业生更倾向于选择继续升学，并且随着院校选拔性和教育质量的提高，毕业生升学深造概率增加。
而超半数博士生愿意留在北京就业，当然也应该是毕业生经过理性权衡后的一种自主选择行为。北京的高校院所和大型国企云集，经济活力十足、创业氛围浓郁，传递给高校学子的就业政策和发展信心更是显著的。加之两校地属北京，毕业生更容易建立稳固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事业起步发展的积累性以及属地的地缘亲近性，更加增强了他们选择留在北京的信心和决心。
最后，再来说一说社会公众当如何理性看待毕业生就业选择问题，如清华大学的灵活就业（含自主创业）比例为13.6%。高校毕业生是我国重要的人才储备，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能力量。既然说到“储备”，论及“动能”，那么势必不能依照传统的就业观念认识毕业生就业选择。一方面，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意味着更多毕业生或者家长应把接受高等教育视为人生的一种有益经历，或作为一种丰富自我的储备。年轻人的成长需要时间，看待“慢就业”等现象离不开宽松宽容的社会环境，当然也需要全社会形成多元开放的就业观念。另一方面，公众应对自主创业、自由职业或灵活就业等非传统型就业选择，持有更多包容性。高等教育不仅要使学生能适应形势“就业”，而且更要使之能引导潮流“创业”。青年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青年创新创业也必定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中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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