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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产教融合推进内涵式发展的逻辑分析和路径选择


2022-02-08 阅读次数:

 阎卫东 王素君 吕文浩

摘 要:内涵式发展是我国高等教育政策调整的必然结果,是后扩招时代高等教育的因应之策,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现实需要。产教融合是地方高校“初心与使命”在新时代的具体体现,是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政策的有效行动,是后扩招时代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产教融合和内涵式发展在逻辑关系上具有目标导向、政策指向和实施路径的一致性。推动地方高校实现内涵式发展,要树立以需求和融合为导向的办学理念重塑新时代使命,走上以产教融合完善地方高校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围绕产教融合改革学科专业、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重塑人才培养体系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产教融合;逻辑关系;实施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战略,产教融合是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核心机制。地方高校在推进产教融合实现内涵式发展的改革进程中,要明确内涵式发展和产教融合的目标要求和逻辑关系,探索基于产教融合的内涵式发展路径,为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迈进贡献地方高校力量。

一、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时代内涵

深刻认识和把握内涵式发展的时代内涵,是探索基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内涵式发展之路的前提基础。

(一)内涵式发展是我国高等教育政策调整的必然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高等教育发展形势是基本适应的。改革开放初期,为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国家提出扩大和加快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发展规模和速度。出台了一系列覆盖各级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高等教育政策法规不断完善;提出建设一批重点大学,为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提供了有益尝试;完善了招生政策和学位制度,扭转高等教育领域混乱局面,高等教育得到全面恢复整顿。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高等教育也进入了结构优化、积极发展时期。通过建设一批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优化专业结构、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成人高等教育和民办高等教育等举措,我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类型结构更加分明多样,高等教育进入发展快车道。1999年,国家通过高校扩张方案,高等教育迎来繁荣发展的十年。地方高校也迎来发展黄金期,校区扩建,“学院”升级“大学”,十年间高校数量从1942所增加到2689所,到2012年,全国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3325万人,毛入学率达到30%,与1998年的643万人相比增长近5倍。[1]经过恢复、调整和扩张三个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居世界第一,高校数量升至世界第二。但是,规模的扩张也导致地方高校同质化严重,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人民对多样化、差异化的高等教育的需要。为此,党的“十八大”提出“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制定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实施了“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变、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以及改革考试招生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修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高等教育更加注重以学生为中心、以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为主的内涵建设,这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由粗放式发展进入到以内涵建设为重点的全方位变革阶段。

(二)内涵式发展是后扩招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的因应之策

内涵式发展与外延式发展相对应,是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一种方式。在以扩招为主导的外延式发展阶段,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在保持高等教育秩序稳定的同时缓解了上学难和就业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但是我国地方高校基础薄弱,占有社会资源少,办学规模的快速扩张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从硬件角度看,师资队伍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新校区的普遍建设造成的资金紧张压力长时期不能缓解,教学仪器设备普遍短缺;从软件角度看,学科专业结构同质化趋向明显,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水平与办学要求有较大差距,学生就业压力大和就业质量不高的现象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地方高校整体育人质量和办学水平并没有与外延式发展保持同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这是新时代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扩招时代我们解决了人民群众期盼的“上大学”的问题,后扩招时代,人民群众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人民群众对“上好大学”的诉求明显迫切。因此,地方高校必须转变发展方式,由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稳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三)内涵式发展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现实需要

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教育方针政策演变的必然选择,也是新时代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然要求。规模、质量、结构和效益是检验高等教育发展的四个维度,长期以来过度注重规模扩张,导致我国高等教育结构、质量、效益问题突出,地方高校服务社会的能力相对减弱。检验一个国家是不是高等教育强国的核心要素是教育质量,主要看在一定规模基础上是否具有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与布局,有若干世界一流水平大学、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和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力,同时还要考察高等教育服务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和对世界的影响力。内涵式发展的本质力求于“质量、结构、公平以及制度”等各要素统一、协调、可持续的发展[2],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经之路。根据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及其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环境,地方高校要充分认识到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实现高校内部结构优化和外部功能协调的有机统一,以内涵式发展为主导提高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能力。

二、地方高校走产教融合之路的逻辑依据

一个时期以来,地方高校在推进产教融合方面同一流大学和高等职业院校相比普遍存在较大差距,既没有像一流大学着眼国家需求引领学科前沿,也没能像高职院校对接企业需求培育技术技能人才,其人才需求侧和教育供给侧之间始终没有形成良性互动。产教融合是推动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有效举措,是地方高校实现转型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一)产教融合是地方高校“初心与使命”在新时代的具体体现

无论古今中外,大学的理念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不断的演化。以英国的纽曼为代表的知识逻辑论者认为,大学的职责在“传授”学问,而传授学问的目的在于“提高社会的智识风尚,培育公众的心智……为大众的渴求提供确定的目标”[3]。德国的洪堡则认为,大学的目的在于传授和发展知识,而教师的任务是为了“创造性的学问”[4]。以知识逻辑为中心的讨论始终以传授、发展、创新知识作为大学的核心价值,并以此与政府、资本进行博弈。知识逻辑是大学的根与魂,是大学的内生逻辑。

以政治逻辑为中心的讨论也是大学理念演化的一部分。政治逻辑注重大学的工具属性,认为大学传播和创新知识的目的在于为政治服务。以马克斯·韦伯的科层理论为指导,政府对大学的改革以行政化为基本走向,行政化提高了大学的办学效率,拓展了大学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是近代以来中外大学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行政化也导致大学“官本位”现象严重,大学知识属性式微,反而影响了大学的内生逻辑。

20世纪初,著名的威斯康星思想(wisconsin idea)创造性地提出了大学除教学和科研之外的第三大功能——社会服务[5],强调大学要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强调打破传统大学的封闭状态,将大学推向了社会的中心,关于大学经济逻辑的讨论也正式展开。经济逻辑的价值核心是效益,是政治逻辑的进一步发展和延伸,也是大学市场化的必然结果。经济逻辑强调大学从社会获取资源,就必须回馈社会,为社会需求培养人才。

无论以知识逻辑、政治逻辑或经济逻辑为中心的讨论如何演变,都不能否定大学与政府和经济的密切关系。现代大学的“初心和使命”就是通过教育把科学知识传承下去,提高学生的知识能力、应用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只有课程教学才是反映一所学校教育水平的核心指标,只有能够反映社会发展需求的课程教学才是提升学生获得感的唯一途径。大学要想完成这些任务就必须将教育系统与产业系统融合,让产教融合成为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才能铸就可持续发展能力,高校和学生才能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不断适应社会的快速变革。

(二)产教融合是地方高校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政策的有效行动

2017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文件,明确了将实施产教融合战略作为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创新产业发展的战略性举措,并要求高校改变单一作战的思维定式,通过发挥政府统筹推动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着重发挥“城市承载、行业聚合、企业主体”功效,统筹部署、协调推进。

高等教育的改革本质是贯彻落实好党的教育路线、方针和政策。国家明确提出了高等教育应成为产教融合的主体,应用型和研究型高校都要发挥产教融合主力军的作用,并从国家治理角度将产教融合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制度性安排,突出产教融合在新一轮人才开发中的关键作用。因此,地方高校要明确产教融合是今后一个时期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方针政策。

高校人才培养改革是推进产教融合的主线。[6]地方高校要紧紧抓住国家实施产教融合战略的机遇期,通过开放办学打破原有的办学藩篱和固化思维,整合办学资源,实现在宏观层面教育与产业的融合,在微观层面教学与生产的融合。地方高校要将产教融合作为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核心目标、主要途径和重要内容,更好的为新常态下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人才保障。

(三)产教融合是后扩招时代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

20世纪70年代,以经济学家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反对政府干预教育,主张教育市场化,反对高等教育的社会福利属性。[7]从此开启了高等教育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改革潮流。同时,由于政治逻辑的影响,各国大学的快速发展直接导致政府财政拨款的减少,高校不得不向市场筹集经费,谋求发展之道。

我国大学以扩招为主要特征的市场化虽然起步较晚,但也没有避免国外大学市场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由于我国财政资金有限,高等教育资金分配长期以来都是向重点高校倾斜,不同层次的高校、不同地域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地方高校资金收入仅够维持日常基本公用开支以及工资性支出,经费失衡导致地方高校发展受阻。同时,十年扩招导致我国高等教育结构性矛盾突出,特别是地方高校办学同质化倾向严重,以科层结构为主的行政体系和以片面的学术导向为主的考核体系,都严重阻碍了创新人才的培养。

我国地方高校以培养应用型和高层次技能型人才为主,弥补了研究型高校低不就和高等职业院校高不成的育人困境,是推动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的中坚力量。因此,地方高校要围绕行业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从供给侧改革人才培养体系和模式,找准转型发展的着力点和突破口,以转型发展为抓手,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建立面向生产一线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有效缓解毕业生就业难和质量低的问题,通过产教融合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在服务产业发展的同时赢得生机和未来。

地方高校也应抓住产教融合的战略机遇期,肩负起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使命,进一步对接产业需求,以产业需求为驱动力,正确分析应用型高校和应用型人才的内涵,进行人才培养的创新与改革,建立新的人才培养评价体制和学校绩效考核评判机制。

三、地方高校以产教融合实现内涵式发展的内在关联

内涵式发展与产教融合是战略目标和发展方式的关系,内涵式发展是实施产教融合的本质要求,是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地方高校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要求,而产教融合是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的价值体现。产教融合和内涵式发展高度统一于质量提升的目标,没有内涵式发展就无法实现产教融合,没有产教融合的实施和推进,地方高校内涵式发展会因缺乏内外支持而止步不前。

(一)目标导向一致性

高水平大学和地方高校共生的二元结构是我国高等教育主要结构特征。目前正在实施的“双一流”高校建设,主要是针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这也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内涵建设的有力抓手。[8]对地方高校来说,产教融合则是其内涵式发展的目标,也是实现内涵式发展的导向。地方高校要以产教融合为导向,实现转型发展,改变片面的学术导向,实现应用型与学术型双层评价体系,注重考量学校与社会需求的对接程度。

地方高校的内涵式发展要以产教融合为导向,全面改革教育理念、培养模式、教育内容和管理制度。紧密结合行业发展,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围绕“提升素质”更新教育内容,构建“以学为主、教学相长”的教学模式,教学管理“从专业管理向课程管理”转变。产教融合的服务主体是学生,目的就是提升学生能力与产业需求适应度,通过教育各要素同产业发展有机结合,以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适应性,通过学生的能力升级带动产业结构升级。

(二)政策指向一致性

2010年,党中央以教育规划纲要的形式描绘了内涵式发展的宏伟蓝图,十年来,我国政府又相继颁布了多项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政策。2015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发布《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要求地方高校通过建立生产服务一线紧缺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的人才培养机制,来化解高等教育的结构性矛盾,克服地方高校人才培养同质化问题。地方高校的转型发展不是无目的的降低人才培养层次,而是实现产教融合的转型,将人才培养从传统的学科专业范式向职业教育范式转变。

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界在“复旦共识”、“天大行动”和“北京指南”的基础上,擘画了适应并引领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与发展动能转换的新工科建设项目。新工科建设以问题为导向,设计了“问产业需求建专业,问技术发展改内容,问学校主体推改革,问学生志趣变方法,问内外资源创条件,问国际前沿立标准”的“改革六问”[9],与产教融合在顶层设计和实施路径方面均具有高度一致性。可见,产教融合不是孤立的政策方案,而是新时期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政策的具体化,是一流本科建设的具体行动。当前,产教融合已经成为地方高校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的行动自觉。

(三)实施路径一致性

地方高校的内涵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以“学生为中心”,通过结构优化、特色发展和全面改革提升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提升高等教育整体质量。而产教融合明确提出构建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发展格局,地方高校要主动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学科专业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相适应;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健全人才培养调整机制,健全学术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分类培养体系,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比重;以产教融合推进学校治理结构改革,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学校治理;加强产教融合师资队伍建设,建设高水平的“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完善符合应用型高校发展的教师评价体系等。这一系列改革举措都说明产教融合和内涵式发展在实施路径方面具有高度一致性。

四、以产教融合推动地方高校内涵发展的实践路径

统筹推进产教融合实现内涵式发展,是新时代赋予地方高校的重大任务期许。地方高校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高等教育的新部署和新要求,实现内涵式发展。

(一)不忘立德育人初心,重塑新时代使命

我国的社会制度决定了我国的大学是社会主义大学,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立德树人作为高校的初心。地方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政策,深刻把握新时代高等教育的战略定位和历史使命,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当前,随着产业和科技变革,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工业化时代高校固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无法适应当前产业结构的升级需要,人才供需的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因此,地方高校必须将原本相对封闭的职业教育内化到产业发展过程,建立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地方高校必须要科学定位服务面向,将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服务目标,着力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引擎。

地方高校要树立以需求和融合为导向的办学理念,提高跨界思考能力。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不同产业或者同一产业内部的各个行业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不断融合形成了新的经济形态,融合经济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对经济、社会、军事、教育等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大学而言,传统的育人模式、科研模式和知识转化模式都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融合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略,地方高校首先要转变发展过程中的思想观念,加快传统办学模式改革,让人才培养、知识传承与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和现代金融等领域协同发展,走产教融合和科教融合之路,改革单一的办学主体和有限的学习方式,建立对接产业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10],担当起地方高校在新时代的新使命。

(二)以产教融合完善地方高校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

地方高校以产教融合为抓手加强治理体系建设,是促进地方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是产教融合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现代意义大学的不断变迁,大学治理的主体、内容和方式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从产教融合的视角看,地方高校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首先,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对高校内部治理的推进作用。产教融合要求高校把视野聚焦在社会需求方面,这就要求必须调动和发挥社会力量在学校办学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提高社会力量参与的积极性。地方高校要积极引入社会力量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学校办学,建构合作机制,建立健全理事会制度,吸纳政府、行业和企业代表进入理事会,充分发挥理事会对学校办学的咨询与指导作用,营造社会力量参与学校治理的实践环境,促进办学主体多元化、治理结构现代化[11],在深化办学体制改革中提高教育质量。

其次,要抓住“放管服”改革机遇,加强学术组织建设,激发地方高校内部治理活力。当前,各级教育主管部门正在转变职能和管理方式,从源头上推进“去行政化”改革。推进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学校将获得更大的发展权力,如人事管理权、专业设置权、学科规划权、学术自由权、学术管理权等,地方高校要抓住这一机遇削弱“官本位”逻辑,在保证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平衡基础上,增强学术本位逻辑,增强学术基层组织权力,引导学术与产业发展相结合,“将企业生产一线实际需求作为工程技术研究选题的重要来源”[12],营造校企学术制度规范运行环境,提升基层组织和企业的学术话语权。

最后,推进大学治理结构创新的根本保证要依靠制度构建。推进大学治理要坚持依法治校,在产教融合方面更需要法律法规的保障,让参与产教融合的各方利益均受到法律的保护。要通过制定和完善大学章程这个学校“根本大法”,确定产教融合的运作体制,既注重顶层设计,又兼顾实际操作,积极发挥行业协会和社会第三方作用。

(三)服务产业发展,重塑人才培养体系

产教融合对于高校来说,首要任务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高水平人才培养过程能进一步推进产教融合,而深度的产教融合反过来可以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水平。因此,高校人才培养改革是产教融合深入推进的主线。

首先,围绕产教融合改革学科专业。地方高校要明确在贡献中求生存、谋发展,主动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发挥比较优势,凝聚学科专业优势,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支撑甚至引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正确处理学科与专业的关系,将基层学术组织从专业转向学科,按照学科体系进行专业的优化配置。同时,专业建设要改变以往的重复叠加,要注重对原有专业的交叉融合,对专业结构进行根本性变革,“按照专业建设‘小逻辑’服从国家发展‘大逻辑’的要求,通过加快构建自主性、灵活性与规范性、稳定性相统一的专业设置管理体系。”[13]

其次,探索分类人才改革。地方高校要树立“教学就是学术”的理念,突出教学的基础地位和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健全学术人才和应用人才分类培养体系,不断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比重;细化教师岗位分类体系,增加教学型、工程型、“双师双能型”教师比重,以高质量教师队伍引领高水平人才培养。

最后,全方位推进课程建设。课程建设是一切教育教学改革的着力点和落脚点,任何教学改革归根到底都要从课程上进行。“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要在专业、课程、教学等方面下功夫。”[14]基于产教融合的课程建设,不仅仅是知识和技术的传授,更是创新思维的训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地方高校要改课程的专业属性为学科属性,按照学科体系建设课程体系,以课程调整促进专业交叉融合。注重课程建设的建构性,围绕知识性、服务性和应用性编写课程大纲,着重考核课程是否符合产业发展需求,是否能给学生带来获得感,将学生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注重课程建设的系统性,发挥课程群的协同作用,探索以项目为基础的课程群和以专业方向为基础的课程群,达到内容先进、知识够用、能力本位的课程建设目标。

 

 

来源:  《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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