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年来,大学排名备受关注,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讨论与反思。回顾大学排名的发展,很多学者都曾对它产生过疑虑和担忧,排名带来的并非创新而是大学的同质化,其背后在意的是公众的关注度,本质上是与排名机构“利益的交换”,更是对大学文化意蕴的剥夺与侵蚀。然而,一味地拒绝或者排斥似乎也并不理智,它的生存与发展既是一种趋势,也有其现实的土壤和深层的逻辑。如何应对大学排名带来的迷失和抉择是值得持续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
近年来,大学排名作为一种较为直观的评价方式,在国内外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至少表面上他们通过横向、纵向的比较,以排名的方式向社会和公众展示了“最好的大学”“最好的学科”等,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大学或研究、教学机构的发展状态、特点或者优点。尽管如此,大学排名仍有许多不足之处,它对高等教育产生的影响也存在诸多的争议,对它的反思显得尤为迫切。
过去的三十年,大学排名从一种相对模糊的比较形态发展成为高校、政府的重要工具,对教育资源分配、体制机制改革、教育政策制定等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关于它的讨论和研究更是不胜枚举,但已有的研究多聚焦于大学作为消费主义和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对象以及在各类排名中的表现,或者仅停留在关注排名本身,鲜有涉及对大学排名演进和特点的梳理,较少对排名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等方面进行探讨。经过梳理,发现各时期的排名呈现不同的特点:
从发布的内容或者主题来看,早期的研究者对“天才/人才(genius)”“杰出人才”“杰出科学家”等群体的关注居多,通过分析他们毕业的学校、就业的领域、与行业科学家的联系等,尝试找出“人”与高等教育的密切联系及其背后的规律。1959-2000年,大学排名地位更加突出,研究的对象开始由“人”转向至背后的大学、机构,更强调“声誉”影响。
从发布的主体来看,早期的排名或者相关报告多来自研究者个人的科研项目或者实验,且以文章、研究报告等形式居多;而近年来国家、国际层面及第三方的参与度不断提高,2001-2016年左右出现较为显著的范式转变,以发布基于一定的评价维度、准确的数据来源等原则的各类排行榜单等为主,且逐渐规模化和体系化,其影响也由“涟漪”变成了“浪潮”。
从排名所在的区域分布来看,发布排名的主体大多在高等教育较为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其中,美国作为高等教育强国,无论是世界大学排名还是其国内大学排名种类均是最多的,这也充分体现了美国高等教育多样化的显著特点。根据王金龙、王叶静的研究,截至2016 年,全球范围内“世界大学排名”有19个,分布在4个洲、11个国家;“国内大学排名”有 58 个,分布在 5 个洲、25 个国家,其中,美国国内大学排名高达21个[]。
近年来,大学排名又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就其在国内的情况来看:适应性更强,如qs陆续收录了大量的中文期刊以弥补在语言方面的不平衡,the也尝试邀请国内专家专门针对我国的学科体系的特点展开论证等,为了完善各自评价体系,更重要的是为了在国内获得更多的认可、提高接受度;“商业化”愈发明显和突出,各类排名似乎将国内的“双一流”建设当成了自身发展的契机,不定期发布片段信息、定期发布全球或国家性排名,跳出发布单一排名本身而尝试与高校达成合作,在境内外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进行有偿的宣传等,试图始终活跃在公众的视线中。
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大学排名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分类不断细化,在“繁荣”发展的同时,质疑声从未停止,尤以在早期实践阶段的批判最为激烈,众多学者对同质化趋势、内外部关系的失调、大学文化意蕴的迷失等诸多方面存在担忧。
(一)大学“独特性”的消退
1876年,作为西半球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因其在排名中的良好名次而声名大噪,它是美国第一所以讨论班方式授课、第一所分专业录取本科生的大学,良好的声誉排名更是加速传播了其理念和模式,对后来的美国大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世纪90年代后,随着各类大学排名蜂拥而至,很多大学不惜“阉割”诸多创造性的举措,如1892年斯坦福大学成立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几乎立即照搬了其在推动科研方面的一系列举措。原本独特的办学特色、教育教学方式被逐渐舍弃,代表着不同的教育选择和特有的“边界”被逐渐淡化,仅为了在大学排名中更便于凸显出自身的优势。
大学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其独特之处在于不断激发和培养人才的科研兴趣、学术创造力等,然而大学排名却逐渐导致“理智的胆怯”,即迎合排名所定的框架和体系。劳伦斯·维赛认为,大学正用一种“新的一致性取代原本的创造力和独特性”,从长远来看,这是在不断传递和强化一个观念,即要想快速地成为所谓的主流大学,必须突破学校原本的发展规律和学术坚持,转而遵循标准的结构模式。
(二)大学内外部关系的失衡
1.治理偏移破坏了大学的自主性
芝加哥大学以其对人文学科的独特研究而闻名,斯坦福大学则以对科学知识传播和实用性的重视而著称,然而这两所高校曾一度迫于排名的外部压力,放缓或者甚至放弃了诸多创新性举措,范伯伦称之为“不得不顺从的压力”,即为了想得到更多的认可,接受了排名所带来的强烈效应,逐渐背离了他们社会公共服务的承诺。
19世纪90年代,基于特定排名方法的排名还未真正出现,但当时美国出现的一些关于大学之间比较研究或调查报告已经与当代诸多大学排名极为相似,他们开始关注学校的占地面积、师生的规模、科研经费的投入、杰出校友的数量、校友捐赠金额等。在排名体系的影响下,当时的斯坦福大学在其年度报告中陆续公布了其科研人员的科研产出等相关情况。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这一举动正是在向公众传递一个信息,即排名背后是有原始的、有力的数据作为支撑的,值得参考与信赖。除此之外,在各类排名的大肆宣传下,社会公众以一种“突然觉醒”的姿态加入评判的队伍中,以固有的消费者、监督者身份更有意识地探究大学在关注什么、研究什么、产出什么。于是,不少大学逐渐将经费、人力投向了那些有可能赢得公众关注的科研项目,就为了在排名中获得更多的关注,即使这些研究只能获得短暂的热度或者认可。
不难发现,排名破坏了大学治理的平衡,强化了外部的干预和控制,治理的中心从内部偏移至外部,这种转变意味着大学可能不再自主决定研究什么、教授什么,而需要无奈地接受国内外诸多的排名体系、数据的干预。从表面上看,似乎在各类指标中大学能够取得较高的分值、评价、排名等,但事实上它们可能已经离原本的追求和信仰越来越远。
2.利益至上破坏了学术活动的纯粹性
追求排名给大学带来了风险,因为排名是先将学术工作、科学研究转化为纯粹的、标准化的工业劳动,其关注的领域、研究的内容也会随之变动,转向那些更能为公众津津乐道、能赢得喝彩的方面,以此成全排名中的可比性和一致性。
从研究者本体来看,排名使得科研人员更像是工厂中的工人,而不是研究者、创造者。范伯伦认为,学者们在自由追求自己的想法并以此来指导自己工作时,效率最高;如果要求他们遵守外部排名的规则或者衡量标准,他们会变得缺乏创造性。他用工业化隐喻科研人员的标准化,同时表达了对科研工作商品化的担忧。事实上,研究者的学术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无标准”的,因为他们往往需要突破常规和束缚,创造性地开展各类活动,刻板地归类、统计只会带来干扰和负面影响。磨灭创造性的学术活动不会带来突破性的成果,只会让研究本身变得机械和索然无味。
从研究的内容来看,一切向“利益”看齐也可以更快地提高知名度、提升排名。以美国部分医学类大学为例,他们曾经热衷于研究一些并不能很好地改善公共健康的药品,不断为其申请专利。他们更看重这些药品是否带来丰厚的利润,且又能给社会一种服务公众利益的良好印象。这些专利通过确保垄断权来刺激创新宣传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一种商业广告。毋庸置疑,大学科研投资的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证,但与此同时也将大学“藏”到科研和学术的背后,大量的注意力从学术钻研转移到了统计学、销售学上,违背了大学在创造、分享和传播知识上更为广阔的深刻意义[]。
(三)大学文化意蕴的迷失
一个世纪以前,范伯伦向那些试图建立新排名体系的人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大学是否可以允许排名对科研和教学进行“干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他的价值论中探讨过这一问题,他希望大学重新获得自主权以坚持并维护自己的价值观[]。杜威认为,任何价值理论都应该是一种社会行为理论,这不仅适用于个人,而且可以应用于机构,所有的一切最终都应回到“什么是有价值的”这一核心问题。任何大学评价或排名的过程都应该先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大学究竟应该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或者希望大学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在他们看来,什么能提高社会生活的整体质量?”以下是一些全球大学排名及其采用的标准:
一是sci/ssci期刊(论文)出版数及引用次数(qs世界大学排名、软科大学排名);
二是nature/science 期刊(论文)出版数及引用次数;招聘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软科大学排名);
三是专利数(the世界大学排名、esi排名、scimago排名);
四是科研捐助(the世界大学排名);
五是工业收入(the世界大学排名);
六是行业教授,即由企业、行业共同雇用人员数(esi排名、scimago排名);
七是招收的国际学生、教员数(qs世界大学排名、the世界大学排名);
八是互联网、网络宣传(scimago排名)。
大学排名用绝对化的数字解读大学的实力,对大学的历史与传统、校园文化氛围、学生学习生活的质量却鲜有涉及,更无法充分考虑学校间办学历史和资源、地区文化差异等各类因素。因此,我们不得不质疑,高水平论文数量多、引用次数高、专利数排名靠前等各类标准究竟证明了什么,抑或仅停留在数字本身?一旦将评价依赖或者交予标准化的排名时,大学就失去了表达自己的场域或内部价值观的机会,尤其是国内一些地方大学如果有意无意地向排名靠前的大学进行学习、借鉴,长此以往必将失去创造活力和社会活力。罗素说:“功利主义的知识需要通过无私的研究来充实,这种研究的目的仅仅在于更好地认识世界。”而未来的一流大学不仅仅要做好研究,更要谨守大学之道、大学精神,只有在塑造和引导社会文化信仰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才能成就真正的“一流”。
(一)大学排名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
1.大学排名发挥着有利于选择的作用
随着世界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不少国家迈入大众化甚至普及化阶段,各层次、各类型间的大学教育质量及功能特点各异,使得对大学进行比较、评价、评估变成了现实需要。作为一种排序、分类、比较的评价工具,大学排名以相对直观的方式展现了大学不为一般人所熟知的情况,展现了校际相对“地位”,使公众能够在冗杂的信息中快速获取大学的基本信息和更接近真实的情况。就学生来说,大学排名为其择校提供了较为直观的依据,有研究者通过电子邮件向几所“985”高校的1245名留学生发出邮件,经过对回收的有效问卷研究发现,64.2%学生在作升学选择时的参考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世界大学排名,他们表示倾向于将更高的大学排名与更好的声誉和学术表现相联系[]。
2.市场化条件下评估的必要性
在市场机制的影响下,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再完全依赖于政府,更需要借助于市场竞争。大学传授并发展高深知识、培养综合型人才,但其教育的内涵和意蕴难以被局外人真正理解,而作为资源供给者的政府更期望建立对大学质量进行评估的机制,大学排名的作用恰恰与这种需求相契合[]。在引入评估与竞争机制后,政府可以在对大学整体质态评估基础上,视实际的情况进行资源配置。也有实证研究表明,大学获取更多财政资金的能力与大学排名有一定关联,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如美国政府生均经费拨款因大学进入排名而增加了6.5%[]。
3.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在需求
在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显,留学生、高水平师资逐渐成为各国大学竞相争夺的资源,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更高效地树立品牌形象和良好声誉,提升对国际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显得尤为关键,而各类大学排名无疑成为一个相对良好的媒介和途径。换句话说,大学排名在帮助各大学了解自身和其他院校的声誉和实力的同时,也能使得在排名中表现较好的大学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更优质的生源和师资。为吸引全球精英人才、增强俄罗斯全球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俄罗斯政府于2012年推出了“5-100计划”,明确提出力争在2020年至少有5所俄罗斯高校进入the、qs和arwu等三大世界大学排名的前100[]。
(二)大学排名的指向与超越
1.应更为注重对发展过程的考量
各类大学排名侧重对投入、产出的关注有其合理性。一方面,公共化属性决定了大学向社会呈现办学质量和成效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作为资源主要投入方的政府,对掌握各类资源的“绩效”情况也尤为迫切,大学排名则是以目前仍不甚完善的方式向公众普及、传递了一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单纯地从高被引学者、高被引论文数、高质量论文比例、科研经费等指标来导引大学开展高质量的科研工作的价值论,显然有悖于国家近年来提倡的“反五唯”顽疾、积极推进教育评价改革的导向。数据的呈现只是绝对静态的“量”,应对人才培养、学生成长、大学发展的“质”给予更多的关注[]。
2.应更为观照文化内涵向度
大学排名归根结底是一项技术行为,更直接来说是一种数据统计、算法技术,因此排名往往囿于拔高排名而忽视了大学文化和意蕴的本身,使得工具、手段与目的、指向之间关系的倒挂,不应是大学为排名服务,而应是排名为大学助力。因此,大学排名断然不能回避“什么是大学”“什么是好的大学”等关于大学本体论、价值论的严肃哲学追问,应追求更深层的理论支撑,关注和带领公众领会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特质、关心大学文化内涵、探究更高远的大学精神,而非仅停留在排行或者名次本身[]。
3.应更好地坚守服务功能
作为大学评价中的“第三方”,大学排名有良好的工具价值,它以特殊的方式将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链接到一起。因此,应更好地坚守这个作用,进一步优化收集、分析、公开各类数据的基本功能,尽可能地公开排名的制作过程,详细地公布分项指标的排名或原始数据等,以更为合理、更为客观的方式向公众呈现,带领社会公众加深了对大学、高等教育的了解,促进高校之间、高校与政府及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助推大学作为公共组织的改革和进步。
(三)高校在应对大学排名中的取舍
面对世界高等教育的激烈竞争,在我国不断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大背景下,国内高校对大学排名都给予积极关注,但在究竟应如何理性看待的问题上处于相对迷失的状态。如果关注并重视大学排名,是否会导致功利性倾向?如果学校不积极跟进,是否会背离社会的期待,继而产生其他不良后果?
1.大学排名是高校发展的工具
排名的公信力有高低之别,但绝不会有万能的大学排名,其价值也仅在于供业内人士分析大学的某些情况而已。大学的功能是多元的、立体的,在使用的过程中充分尊重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保持极高的敏锐性,及时作出科学的判断,积极发挥其在社会服务、文化引领和国际交流等方面的作用,科学合理地利用好大学排名才是正确的选择。
2.高校应尊重排名但不唯排名
我们不可否认大学排名是参与全球高等教育现代化治理的形式之一,简单地忽视并不可取。要对大学排名始终持有批判态度并积极开展研究,包括它们的指标体系、评价标准等,判断其是否符合本校发展实际,帮助各校找出自身症结,有的放矢地改善管理,提升治理能力和办学水平,办出自身特色而非一切都围绕指标体系[]。
3.深化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在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必然的趋势,一所大学的国际化程度是大学提高办学水平、走向世界一流的必由之路。大学排名是国内高校向外传递信息的重要窗口之一,国内高校要不断提升发展内涵,积极向外传递信息,让大学排名为国内高校所用,在关注排名的同时,也努力形成自身的办学优势、品牌特色,真正把国内大学办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