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科是大学构成的基本元素，是大学组织基因重构与制度建设治理的关键。近年来，“双一流”建设事业蒸蒸日上，大学治理与学科建设因时而变、因势而新。文章基于共时性“双一流”建设的时代背景与历时性学科建设的规训视角，辨析并解构学科建设与大学治理之于大学本体、学术生产、文化知识、社会服务与国家管理的内在逻辑，以此将学科建设与大学治理、高等教育职能与国家管理调节的多重实践诉求相接合，力求重构大学治理与学科建设的多重合力，为大学治理与学科建设的逻辑思维明晰和制度体系优化提供思考理路。
关键词：“双一流”建设，大学治理，学科建设，逻辑结构
一、引言
从2015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到《“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的发布，最明显的莫过于大学的学科建设地位，在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中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双一流”建设的政策指向，为大学“学科建设”的制度探索提供了耦合契机。基于“双一流”建设的时代背景，近年来大学治理与学科建设，已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重点课题。学科作为一个历时性的概念范畴，既是时代发展孕育的精神结果，又总是处于时代历史沿革的过程中。概括起来，主要有从组织结构角度来审视的制度化建设组织建构论，与从知识系统的视角来认识学科逻辑范畴的知识系统论两种。
首先，从大学制度化建设的组织建构论视角来看，“学科”是大学某个或某些研究领域制度化建设与系统化建制的结果，如斯宾塞的学科分类体系“五分法”、托尼·比彻的“软”与“硬”理论与应用两维度的学科“四分法”、布瓦索的形式表达与结构分析“三分集合体”[1]，此外，方文、韩水法、蔡曙山、吴国盛、王建华等学者，都从大学学科组织化的视角出发，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从大学学科组织构成的要素、功能、结构以及学科组织内部的权力特征等方面，对大学学科组织的制度化建设进行了描述[2-3]。其次，从学科逻辑范畴的知识系统论角度来看，“学科”也是在知识形态抽象基础上，形成的关于知识分化或科目分类而伴生的衍生品。如华勒斯坦等认为，“学科”与“学科建设”作为大学的重要范畴，既可以说它并非只是依赖教条而设立的、或并非源自一人或一派的，而是特定研究领域走向成熟的、或被称为某一个研究范围领域为发展或生成某一门“学科”而形成的产物[4]。
可见，多位专家学者从不同领域、视角，运用不同方法对学科、学科建设乃至科学制度进行了规范性定义与解释性说明，证实了学科与大学的关系、学科建设与大学发展的密切联系。但就学科与大学具体是何关系？学科建设与大学治理有何内在机理，学科建设与大学治理需要遵循什么样的自洽逻辑？现有研究分析的理论支撑相对较少，且内容较为简略。世界各国高等教育职能的实现，都离不开学科建设的关涉和参与。现代语义上的大学，从主体属性和本质特征上，就拥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知识的传承与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及其国家建设等多项职能与使命。基于学科与大学的内在联系、学科建设与高等教育职能的中介关联、大学治理与国家需求的复杂逻辑现实，进一步厘清学科建设与大学组织、高等教育职能及其国家发展需要的内在逻辑关系，有利于解构大学治理与学科建设矛盾冲突，明晰“双一流”建设政策的关键着力点，深入了解学科建设、大学治理与国家管理的复杂关系。
为此，本研究参鉴伯顿·克拉克的“三角互证理论”与高等教育基本职能的价值使命论说，从学科与大学、学科建设与大学职能、大学治理与国家管理的理论逻辑出发，基于共时性“双一流”建设的时代背景与历时性学科建设的规训视角，明晰并解构学科建设与大学治理之于大学本体、学术生产、文化知识、社会服务与国家管理的内在机理，以此将学科建设与大学治理、高等教育职能与国家管理调节的多重实践诉求相接合，详释大学治理与学科建设的逻辑隐含，为大学治理与学科建设的逻辑结构优化和制度体系完善提供新思考，为高质量贯彻落实“双一流”建设提供新理路。其中，共时性与历时性是研究者基于研究方法上的实用性选择。这两个概念是由瑞士结构语言学家、现代语言学之父弗迪南·德·索绪尔提出的，主要是对系统性的事情进行观察与研究，从而实现对事物发展不同方向的掌握和把控。共时性强调关注事物发展的静态，讲究研究者对问题、现象或相关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后在一个时间点上的横截面式对比和思考，暗含的前提性假设也只能是对不同情境下的制度和活动进行科学解释或说明；历时性则注重历史时间的变迁和进化，侧重随着时间的变迁对事物发展的历时性过程进行探究和追溯，期望能够超越当下的存在而进入整个“过程”思考[5]。
二、大学组织本体逻辑：学科建设是大学孕育而生的重要使命与基本构成
从“双一流”建设的共时性内在话语逻辑来看，“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目标必须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为前提和基础，“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设必须以“世界一流大学”的建成为目标和归宿，二者辩证统一、相辅相成。必须把学科建设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职能和大学治理的一项系统工程，贯穿于人才培养、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的各个环节。学科建设已然成为大学办学水平、综合实力乃至学术声誉的代表或象征，成为大学学术科研创新水平与文化知识生产存量的重要标志[6]。
（一）学科建设起源或内生于大学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关键节点来看，19世纪初，以德国柏林大学为代表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兴起以来，洪堡“教育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统一”的办学理念和原则，促生了世界高等教育的“第一次学术革命”，学术研究或科研创新成为了现代化大学建设的重要职能。随后，学科、院系、专业趁机得以内嵌于大学的制度化建设之中。但早期的学科或专业，既代表大学要进行高深学问的专门化研究和精细化实验，也代表大学的学术研究是隐含着对人才培养的学术训练活动。
到20世纪90年代，专业化建设意义上的学科开始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渗透、影响乃至于控制着大学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学科开始向大学内部延伸并逐渐成为大学最基本的学术组织单位，从讲座、研究所到院系甚至是整个学校，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建设无不呈现出专业化、学科化的特征。这也印证了华勒斯坦的教育猜想，他认为：“19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大学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随后产生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创造者为根本宗旨的永久性学科制度结构。”[4]
（二）学科建设是大学治理的基本前提，大学治理是学科建设的根本保证
首先，从早期历史的角度看，由中世纪行会、教会或协会大学的课程与科目设置，到19世纪德国现代化大学教学与科研的结合，到逐渐确立的由系、研究所、实验室所构成的基本框架，无不反映出大学对于作为知识分类体系而孕育的学科建设的依赖，这明确了大学治理与学科建设之间的共生关系及其长远的历史逻辑[7]。另一方面，从现如今大学与学科的内在关系来看，大学是学科发展与建设的存在前提与基础，学科或学科建设成为了大学治理的重要动力和关键支撑。换言之，学科或学科建设是大学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发展和学科建设都是涉及大学诸多要素和环节的系统工程。
其次，从大学学科建设活动的价值链视角来看，学科建设还与人才培养、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等一系列大学职能或功能的价值性创造活动相接合；反过来，大学人才培养的模式与质量、学科建设的规划与布局、科研创新的需求与效果等，也都直接决定了大学的学科建设结构与专业设置情况[8]。这也就使得大学与学科乃至学科建设的关系都共置于大学治理中，进一步保证大学的功能发挥与办学治理都能对学科建设的发展方向与结构布局发挥重要作用[9]。
（三）学科建设制度与大学管理制度是辩证统一且融合共生的
首先，学科建设或学科制度是大学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学科建设的历史起源来看，学科最初体现为因应人类文明发展与知识分化而衍生的知识分类体系，当以知识生产、传播及应用为使命的现代大学诞生之后，学科作为大学发展的构成“子集”镶嵌于大学的制度化建设中，随即产生紧密嵌合。大学由此建立了以学科分类体系为基础的基层学术组织制度，学科也开始依托大学组织建设实现了自身的组织建制，使得以知识生产与学术研究为目的的学科制度逐渐形成并获得迅速发展。例如，在当时的欧洲中世纪大学中，学科主要是以课程科目或专业设置的形式出现的。当时的大学开始分设文、法、神、医等原始的理念性学科，这种学科分设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大学的多样化人才培养，继而更好地服务于单纯的教学目的。然而，为了建立在学科分化基础上的课程科目或专业体系更加适应人的学习能力与认知发展的客观规律，学科分类的制度化建设机制在大学管理中应运而生。
其次，学科的制度化建设与大学的制度化管理是辩证统一且融合共生的。从二者的内在共生关系来看，正是由于学科建设与大学治理的耦合互补关系，使得人们逐渐认识到学科结构的类型设置决定着大学发展的结构走向，而学科建设的发展水平也决定大学发展的办学层次，学科建设由此在大学发展中被赋予极为重要的意义。我国长期以来，把学科建设视为高校发展的“龙头”和“主线”，看作是强化高校办学能力、提高办学水平、优化办学结构、提升办学质量的关键引擎，正如华中科技大学“学科建设”与自身发展的共生共建之路。自2000年完成并校后，华中科技大学坚持“以文理为基础，以工医管经为主导，以信息和生命为龙头”的学科建设规划，通过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使得学校的学科结构日益综合，借助学科建设的突出成效，实现人才培养、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的职能发挥，把自身建设成为国内外声誉斐然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10]。
三、大学职能服务逻辑：学科建设是高等教育职能联通的桥梁中介与关键抓手
明晰了学科建设之于大学组织的本体逻辑后，就必须要进一步论证学科建设之于高等教育基本职能的逻辑隐含。学科作为大学本体最基础的学术基础，大学学科的专业化建设与制度化发展，与高等教育基本职能的人才培养、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文化知识传承创新密切相关而又相辅相成。
（一）学科建设决定着大学科学研究或学术创新的目标和导向
“大学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研究并探讨普遍学问的机构，某种意义上还是传授知识的普遍场所。自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诞生以来，就一直把追求高深学问与知识和培养人才与创新作为它的根本使命与职责担当。”[11]蔡元培也提出：“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之地也。”黄达人也曾言：“维系一个大学生命持续的关键就是学术研究，作为科研也好、教学也好，一切都应该以它自身的学术发展为维系点。”所以说，学术生产是学科建设参与科学研究与学术创新的调节器。
首先，学术生产与科研创新是大学学科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一方面，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学科作为大学组织制度的重要构成，本就是以大学为存在前提。学科已经成为大学治理与制度建设的主干、地基和框架，大学的其他结构与制度管理也都围绕学科的制度化建设而形成[12]。另一方面，从学科、学科制度与学术生产或科研创新的关系来看，基于学术研究的科研创新与学科建设从来都是一种合作互助、相辅相成的关系。学科建设需要科研创新注入新鲜血液，科学研究需要支撑平台作为条件保障，科学研究声誉与成果是学科建设水平的综合标志。高质量、高水平的科研成果能够反哺学科建设，成为学科建设与大学发展的优质资源[13]。
其次，大学的学术创新与科研水平直接影响学科建设的现实成效。一方面，从学科存在与大学发展的本质属性上来看，学科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服务于大学的知识生产与学术创新。大学的发展是依托于学科建设来进行的，这也就使得大学学科建设经过学术研究与科研创新等活动的推动和积累，其学科的自生长能力不断加强。另一方面，从学科的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来看，在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漫长实践中，科学研究、学术生产与学科建设的发展轨迹始终相伴而行，学科的发展总是面向知识生产与社会需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知识分化与综合的要求不断提高，学科的交叉、会聚与融合，也逐渐成为了大学学术生产与知识创新在学科建设与发展中的倾向性体现。面对“双一流”建设对大学学科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大学治理与学科建设最迫切的就是要营造有利于学科交叉、知识会聚、学术融合的内部运行机制，以保障学科交叉、学术融合及文化知识的会聚创新，以此来促进学科发展的制度化建设，进而在学科融合的过程中进一步实现学术生产和知识创新。
最后，从系统论角度来看，学科建设与学术生产是一体同生的系统工程。一方面，基于学科分类的知识分化会造成学术知识生产与创新的效率危机。学科建设的内在制度本身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这早就在19世纪前期得到了历史印证，牛津、剑桥等一批古老大学中，古典学科在大学课程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并对当时的新兴学科有所排斥，使得在当时的大学里，除了传授、讨论或讲解古希腊“三贤”的哲学思想，研读并谈论希罗多德和塔西佗的名著外，并不会单独开设或讲授近代哲学，当然也没有近代史，自然科学也就更不可能有了[14]。换言之，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要想实现学科建设乃至学科制度的长久发展，就必须遵守大学与学科发展之间的理念原则或内在逻辑，以学术生产为本位或主导。另一方面，在学科门类、专业设置日益分化的今天，大学研究者的学术研究越来越细致化、专门化、局部化，使得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文化知识传承创新等各项职能的完整性、系统性与联结共生性出现了矛盾与冲突。久而久之，这些矛盾或冲突的积累，使得大学学术共同体的科学研究与学术生产活动，在某些领域、某个时期或某个阶段超越分化而走向综合，或由综合而走向分化、断裂。可见，大学学科建设与学术生产是一体同生的系统工程。
（二）文化知识的分化与统合是大学学科建设的运行机制
大学是知识生产、文化创新的重要策源地。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具有文化属性的社会组织，没有文化组织属性的大学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同样大学一旦失去了文化性，大学组织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合法性[15]。另外，知识的自身规定与创新价值，构成了大学存在的本体意义。大学对自身本体意义的认识和探求，进一步筑建了大学的根本使命，即探索、创新、创造知识，并向新一代传播、推广和普及因创新探索而得来的文化知识或价值理念，使之转化为人类生存发展的智慧，当然这也是大学安身立命之根本的任务和使命[16]。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学科建设越来越多地被赋予知识生产与文化创新的发展逻辑，使得大学的学科建设也被赋予了新的知识内涵与文化表征。
首先，学科是文化知识分化或分类的直接产物。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来看，在早期的知识文明中，人类探索世界的活动还处于身体参与、自身感知的初始模仿阶段，对于何为“知识”不很明朗，人们的生产、生活技巧着重讲究身体示范和行为观摩，并不注重对知识的分化理解与分类整合。随着人类历史的开拓和文明的演进，藏匿于生活中的知识力量逐渐被人们发掘，开始演化成为了文化的象征，学科的概念及属性也在这一演化过程中得以孕育。可见，学科最初就是作为一种文明分化或知识分类的概念表征，自它诞生以来，就一直内嵌于人类知识的传承、延续、创新与分化的过程中。人作为知识生产的主体，其专业化分工的基础就在于能够对复杂而系统的知识进行分化或分类，逐渐在这种知识分化的专业化分工探索中产生了基于知识分化或分类的专属领域，即学科。可见，学科既是内生于一定知识体系的逻辑范畴，又具有系统化知识分化与管理的功能和价值，既能够使得基于分化过程的知识逻辑得以保存、增长和优化，继而更好地指导人们进行专业化分工的实践活动，又能依据一定知识的内在逻辑结构来规范自身的发展标准和完善分类体系[17]。
其次，学科的制度化建设是知识生产稳定增量的关键。学科最初是知识、文化或文明的概念性存在，它是在西方社会发达的经济基础、先进的政治制度、注重实用的价值取向和功利主义理念盛行的文化背景下，经由教育或高等教育机构、学术专业团体和学者共同体，对人类文明演进、知识总量增加、专业化分工的整合探究过程中建构起来的[6]。随着文明演进、知识分化与专业化分工的演进变迁，学科逐渐成为人们进行知识再分化与文明再创造的科学制度，提高了专门化研究和精细化探索的科学效率。知识的分化与学科的分类，既是人们对人类文明和世界认识的结果，同时又是推动人类认识专业化与精细化的内在动力，它以一种不可逆转的还原论取向或单向度逻辑，进一步继续推动知识的细化、学科的分类乃至建构研究者的专属化身份[18]。作为知识分化的学科分类，使得基于人类文明而进行知识探究的社会活动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学科化。可见，大学学科的结构优化与制度建设已经成为了知识生产稳定存量、发展增量的关键。
最后，学科建设的过程就是知识分化与制度化发展的社会建制的过程。一方面，学科建设的社会基础是围绕文化知识的生产与创新而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社会建制活动。大学是知识生产、文化创新的重要策源地。大学作为一种学者共同体，是维系学术研究与文化知识传承创新的重要纽带。大学的学科建设活动只有在保障大学教师专业化分工的学术自由、环境宽松、服务知识生产工作需要的社会建制下，才能确保其知识生产的稳定增量与自由发展。另一方面，大学自身的经济制度、行政惯习及管理规则等在校内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具有原初性、基础性和发展性的作用，对于学科建设有降低内外交易费用、提供多样激励机制和为合作共生创造有利条件的效用[19]。华勒斯坦也曾有言：“若是人们试图对一系列的学科进行界定，那么这些学科就可以共同构成一个可以称之为‘社会科学’的知识领域……通过在限定领域对学生的学术训练，伴随着科学研究和知识生产与创新的制度化建制活动的开展，包括创办专业的学科期刊、按学科分类建立学者协会和图书收藏制度等。”[20]可见，学科及其学科建设将会愈发成熟规范。
（三）学科建设是大学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的动力机制
从高等教育功能、职能与作用的价值使命论视角来看，大学是国家、社会乃至师生实施和接受高等教育的主导载体。大学作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的组织代表，在本质属性上就具备极强的“溢出效应”。例如高等教育的发展，能够促进科学技术的革新、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培养社会需求的优秀人才、传承本民族优良文化乃至推动制度管理与创新等，继而推动社会发展的速度与步伐[21]。
首先，大学治理的根本宗旨和目标归宿就是服务于社会发展，而要提升大学的社会服务水平和经济发展收效就必须加强“学科建设”。一方面，学科建设作为大学基本职能的内容构成，其生长逻辑与高等教育职能演变密不可分，是大学履行人才培养、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职能的关键着力点，无论是培养人才还是开展科学研究，最终目的都是要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制度变迁或文化繁荣[22]。另一方面，当前大学的社会服务能力不断增强，既承担知识的生产与传播、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与输送，也提供了大量的科技成果和前沿技术，服务于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托于学科建设来实现的[23]。嵌于大学人才培养、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中的“学科建设”，是社会公共配置的“助推器”。此外，大学的重要职能还包括科学研究，而多样化、高质量、高效益的科学研究，必须依托于高水平、高层次的学科建设平台。科研实力本质上就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而科研产出的现实效益则更是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学科建设则是助力大学学术水平提升和科研成果创新的“发动机”[24]。
其次，学科建设的本体逻辑在于大学发展，而大学乃至高等教育知识生产与科学研究的职能实现都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一方面，学科的形成、发展、建设与繁荣，不仅仅需要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作为基础和支撑，而且一流学科建设的人才培养、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文化知识传承创新等活动，还会受到当前知识结构的影响，同时也会随着时代发展的社会结构变迁而呈现出不同或差异化的学科特点。作为促进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学科建设，必须遵循正确的价值理念和科学的生成逻辑，保持外部政府、市场与社会环境和大学内部不同力量之间的平衡，在各种力量的权衡把握中寻找大学治理的客观规律，这是现代化大学治理与学科建设优化升级的本质要求[25]。另一方面，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产业需求是大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出发点”，也是当前“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一流学科”建设的基本价值导向。大学的学科建设也只有紧密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的产业需求，才能激发出更多新的生长点。且学科方向、学科结构及学科建设的发展逻辑，与国家产业发展结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都是紧密相关的，尤其在当前社会产业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人才创新、知识创新的今天，学科建设的成效将通过知识生产、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的创新水平等体现，从而在更深层面上影响到国家的产业升级和社会的经济发展[26]。社会发展需要大学加快“学科建设”的多样化交叉和多层次融合，大学人才培养、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的职能，也需要与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协调统一。
最后，学科建设是大学人才培养、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等服务于社会发展的联通中介和重要抓手。一方面，从本质上来说，教育现代化的推进也就是人才培养质量的现代化提高，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意识地培养人的社会活动。一个国家大学的人才培养、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及产业转化等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是衡量本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27]。如英国政府与大学共同推进的“高等教育与商业及社区互动项目”（higher education business & community interaction，he-bci），每年都对英国大学知识交换活动的投入产出效益进行测量，通过对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及战略规划的信息和数据收集来体现大学对社会服务水平的全方位展示，继而支撑社会管理决策与政策更新，或为社会公共资金的分配使用提供依据；同时在社会服务的具体内容方面，he-bci项目也会评价高校各类“学科”与“学科建设”提供的社会服务，不仅统计与科学与工程知识相关的专利数量，还统计手机版亚博的版权、设计产权、商标等与“学科建设”相关的知识产权数量[28]。另一方面，大学教育教学的推进、高质量人才的培养、知识的生产与创新等都仰仗于学科建设的中介联通。大学人才培养的课程教学依赖于本学科或本专业的师资队伍和教育资源，而学科建设的水平和质量又是吸引优质师资队伍和盘活教育资源的“调节器”。科学研究除了必须要依赖高水平的师资队伍，还必须要有厚基础的科研平台（实验室、研究所或科教融合基地）。就我国《基础学科拔尖计划试点基地2.0》规划布局来说，能够获得基础学科建设试点的高校，其学科的办学水平和平台质量有绝对保障，也正是因为这些高校在这些学科建设领域能够在全国性的学科评估中争得桂冠，才能获批攻坚难、探精深的试点基地与研究平台，也才能够为国家建设、社会发展做出高质量的贡献和服务。
四、国家管理逻辑：国家需求决定大学治理与学科建设的根本理念与价值遵循
在这个知识经济爆发的时代，大学已然成为了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实力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和象征标志，美国的强盛与它所拥有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数量多寡和质量兴衰至关紧要[29]。克拉克·克尔在20世纪60年代就指出，大学已经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成为影响各个国家之兴衰与进步的最强有力因素。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下，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与教育制度是高度耦合且密切相关的，当政治体制发生变化的时候，势必会带来相应的教育体制的变化，政治体制变迁的关键节点也已经成为教育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30]。
（一）大学的学科组织系统整体受制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需要
首先，大学作为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代表和象征，承担着国家所需人才培养、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的多种职能。在开放性的系统化理论视域中，大学的学科组织系统与结构是受制于国家基本发展战略规划与社会进步需要的，是国家宏观发展与大学微观进步的内涵式深化表征。另外，从大学学科建设的资源投入主体来看，主要依赖于地方政府、省级政府及国家层面的投入，内容主要包括科研经费、政策法规、规章制度等，社会支持及个人投入只是补充。
其次，国家和政府、社会和市场、大学和学科等构成了象征高等教育定位、目标与主体的基本系统，同时也是推进大学治理改革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支撑。宏观层面，国家和政府不仅提供了大学治理改革与学科建设优化的经济资源、制度设计和政策环境，而且支撑着大学深化改革与学科建设内涵式发展的社会需求与规范标准，在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大学治理的内涵式深化与学科组织的系统化建构的过程中，发挥着组织协调、目标适应与主导定位的作用。微观层面，从具体的学科建设评估流程来看，上位评估是大学学科建设的“指向标”与“指挥棒”。虽然政府、社会、机构、高校等不同利益主体，通过学科建设评估来表达自身学科建设的价值理念、目标追求、问题审视及改进策略，且各主体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大学学科建设的方向和成果，但是从政府和高校的博弈视角来看，国家或政府把学科评估看作是管理大学的基本工具，通过学科评估来实现教育资源的配置和政策制度的供给。而高校把学科评估看作是推动学科建设、审视学科问题、反思学科方向的他者评价[31]。
（二）大学的学科建设本身体现着国家和政府的行政地位与管理权力
首先，本质上，国家对大学学科知识生产与科研创新的行政管理，就是一种统筹性的资源分配和价值性的整体选择。国家和政府对我国大学的行政管理，决定着我国大学的资源配置与资本积累。例如学科评估、学位点的批设或学科结构布局等，都可以被国家和政府用来进行文化知识的传承创新或学科建设的整体统筹与分配，又或是对大学人才培养、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等与学科建设紧密相关的建设活动进行统筹性选择或差异性分配等[25]。学科建设是保证大学进行人才培养、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等公共配置的重要调节手段，对于一所高校提高其社会声誉、学术创新或评价排名等都是非常重要的。一般说来，一所高校拥有的学科建设资源越多，就能越有效地促进其在社会上占据优势位置，从而也能够利用其自身的优势价值获得更多社会支持或帮助（即教育资源）[7]。所以说，大学进行学科建设的科学选择，就是需要在国家或政府层面行政管制背景下，对能够获得的教育资源进行统筹分配与科学划置。
其次，国家和政府层面的宏观调控，不仅决定着我国大学的办学水平，还直接影响大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政治立场与价值共识。“大学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子集和组成部分，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法律制度等密切相关。因此，大学治理不仅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服从并服务于国家和政府管理的总目标，而且作为实现高等教育发展职能之一的学科建设，也要耦合国家制度与政府需要的发展，而得以适当调整、改革、优化和完善，这样才能保证大学的学科建设更加有效地融入大学治理和制度建设中，继而生发出大学治理的现实效果。”[25]英国为了评估高校科研创新效益而构建了“科研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ref）评估体系，以专家评议结合文献计量的方法，综合评价高校的科研产出、科研影响与科研环境，并将其评估结果与国家科研资源分配相挂钩，希望通过评估，激发高校追求卓越科研的动力，进而提升国家科技创新的整体实力[32]，但其核心条件却以“学科”为基础。
（三）大学是学科建设的承载体，而大学的管理或治理主体是国家和政府
首先，国家及其政府部门决定并统筹着大学学科建设及办学发展的各类教育资源及其配置方式。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变革，优化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高等教育结构，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建设方向和有效措施。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高校的资源配置方式要通过国家或政府层面的宏观调节与计划分配而定，政府通过财政拨款、土地优惠等方式管理或监督大学，使得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受到一定限制，例如学位授予权的审批、学科建设的水平评估、学科名录的专业设置等[33]。这再次证明了伯顿·克拉克的“三角互证模型”，即国家或是政府层面的行政力量是影响高等教育变革发展的重要力量。
其次，即便是针对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民办高等教育规模的相对稳定性和发展规律性，不仅直接受制于市场需求和资本逐利的内在逻辑规制，而且也深受国家体制、经济发展水平、高等教育发展阶段、教育政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我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高大学办学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抓手就是促进一流学科的建设，特别是在国家和政府教育资源有限、地区配置不均衡的情况下，更要对大学的学科建设进行合理规划和科学布局，实现国家教育资源的差异化配置和针对性供给。营造大学发展的良好学科建设生态，主动对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前沿领域，激发学科建设促生人才培养、延续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发展的创新活力[22]。
五、结语
纵论全文，从学科或学科建设的蕴含主体与源头活水来看，大学是学科得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承载体和策源地，大学发展水平、办学结构、师资队伍、治理制度等更是学科建设的根本保证。从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实施主体和象征代表来看，大学学科或学科建设是大学人才培养、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文化知识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基本职能的沟通桥梁与联通中介，是大学办学水平的策应指标和作用职能的基本构成。从国家管理的主导视域来看，大学治理、学科建设及高等教育各项职能的实现，都不可能离开国家的经济基础、价值导向、政治立场和基本原则；反之，国家层面的资源供给与制度保障，又是大学治理与学科建设的基础和前提。尤其是在我国当前“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与反馈调适阶段，更要深刻把握学科建设的逻辑结构与内在机理，明晰我国大学未来学科建设的基本理念和路向选择。
参考文献：
作者： 南昌大学教育发展研究院 饶武元；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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