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美国大学社会服务职能萌芽于19世纪后期，其意涵与形式伴随美国社会和高等教育发展逐渐丰富和多元，先后历经以“知识传播和技术推广”促进农业技术变革、以“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推动工业繁荣、以“参与型学术”引领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并发挥了积极社会影响。以参与型学术为代表的新一轮学术革命撬动了社会服务职能转型，其价值理念从功利化回应外部需求转向公共性主动参与；其职能定位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之间的隔离走向整合；其服务路径从单向度提供服务转向多向度伙伴式合作。美国大学社会服务职能演进纵向考察及其转型特征条分缕析，有利于更好理解其内涵与价值，为我国高校践行“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发展观提供借鉴。
关键词：
“为社会服务”的理念与行动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的美国大学。此前，大学主要职能一直是保存、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社会服务职能的诞生为美国大学带来不同发展路径，社会服务意涵与形式也伴随美国社会与高等教育发展在一个半世纪实践中变得更加深刻和多样。本研究基于美国大学社会服务职能历史演进梳理，搭建多维度探究其转型特征分析框架，以更好理解职能演进脉络及美国大学与社会之间丰富、多维互动关系，以此为基础，在当前破“五唯”评价导向下，为我国大学更好树立社会服务理念、增强社会责任意识提供借鉴。
(一) 以“知识传播和技术推广”促进农业技术变革
美国大学社会服务职能萌芽于19世纪后期，以1862年《莫雷尔法案》颁布为标志性开端，在熟知的“威斯康星理念”中得到集中体现。这一阶段大学服务社会的形式主要是通过面向个体或农场开展知识传播和技术推广工作。[]大学以资源和智力输出直接参与社会服务，解决社会公共问题。
19世纪后期，美国农业生产相对落后，要解决农业科学化和机械化问题，发展农业和地方轻工业需要培养大量技术人才。年轻的联邦政府希望扭转当时高校过于关注古典文化与理论科学的取向，于1862年颁布《莫雷尔法案》,以投资方式倡导赠地学院[],通过开展广泛农业和机械工程教育传播知识和信息，为州内年轻人提供成长和进步机会，以促进农业和经济繁荣。从某种角度说，该法案可被看作一项经济发展倡议，教育是手段，收入是目的。[]伴随67所赠地学院逐步建成，其办学目标定位于直接服务各州农业与经济发展，大学肩负起了最初的社会服务使命。
《莫雷尔法案》之后，国会1887年通过《哈奇法案》进一步支持各州在工农学院设立农业试验工作站，通过让专家面向社会开展短期课程、向农民普及农业科学知识等途径，将普通人与高等教育连接起来。[]知识传播与技术推广工作致力于为那些不能或不愿意参加大学常规课程的人们提供学习和发展的机会。[]由于知识推广成效立竿见影，获得了公众广泛支持。国会1890年《莫雷尔法案修正案》提出每年为每所赠地学院提供15000至25000美元经费支持。开启了联邦政府资助公立高等教育的开端。[]1914年《史密斯—利弗法案》通过，赠地学院获得可持续资金支持，实现了向更广泛大众传播大学智力成果的目标。伴随同期大众传播、交通、电力、蒸汽动力发展，大学迫切需要开发新技术，将相关技能传授渴望已久的公众。高等教育越来越多关注和满足公共政策重大需求，带来了高等教育与社会之间利益的协调。
这一时期，政府通过其法律权威逐步促成大学肩负起社会服务使命，几乎所有社会服务职能基本要素都以雏形存在：大学对公众开放的学术会议、短期课程、技术推广工作、面向工商业和农业组织开展专家咨询等。学术专长不再是校园内的专属领地，已经走向社会[],并且影响着美国农业、机械等方面技术变革。这是高等教育理念的时代性转变[],也为大学社会服务职能奠定了发展基础。
(二) 以“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推动工业繁荣
美国大学社会服务职能发展并不是一路坦途、进阶跃升的，同样在社会发展浪潮中经历高潮和低谷。20世纪最初几十年中，随着科学研究活动在大学占据主导，社会服务职能一度徘徊于低谷，而后在80年代重新崭露头脚。这一阶段主要以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为“服务”形式。大学不一定直接参与解决社会问题，而强调通过其知识创新能力与优势来间接服务和影响社会，促进工业发展与经济繁荣。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相应带来了社会服务使命的式微。19世纪末，欧洲模式特别是德国为代表的研究生教育和学术研究浪潮影响美国，研究型大学相继建立，高等教育开始围绕学科开设课程并开展研究。20世纪20至30年代，学术界开始强调树立自身合法性地位，学科间领地与界限越发明显。与此同时，由于科学技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随后的冷战及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发射，促使国家对大学科研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并给予科研工作多元、充足的经费支持。这些共同促进了科研事业繁荣，但也人为将大学与外部社会隔离。这一时期大学全力以赴转向研究，相对远离公共服务。[]象牙塔不仅建立，且塔墙高筑。这些变化指向将研究成果、同行评议、学术自治、学术发表作为学术成功的指标，把教师工作重心转移到全神贯注进行研究和以学科为基础的工作上，甚至不惜以教学和服务为代价。[]难免导致学术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利益分歧。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越战带来的社会动荡和欧日经济崛起导致的美国相对经济地位下滑，联邦政府再次将目光转向大学，高等教育社会服务使命重新崭露头角，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复苏和应对社会问责的有效路径。政府80年代前后开始通过法律权威和资助合作等手段推动具有学术偏好的大学与工业界开展密切合作，希望激发大学通过技术转移实现商业化主动性和积极性，工业界出于对技术环境变迁的应对及对理论创新的需求，频频向大学伸出橄榄枝，此时大学刚好积累了丰厚的科学研究成果。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拜杜法案》,打破了政府资助科学研究被“束之高阁”的局面，赋予大学对联邦政府资助科研项目成果专利申请权和使用权，允许大学将其授予企业并获得合理专利使用收入，大学与工业界合作不断增强，科学研究成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市场转移。[]《拜杜法案》是鼓励高等教育以技术转移形式开展商业合作的里程碑，也是大学争取财务自主和健康的关键，更促进了大学通过其自身知识创新能力服务社会，被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促成美国生产率提升、收入增加和就业增长的重要因素。[]
至此，传统大学开始从知识中心向更加复杂的商业和产品市场转变，通过科学技术转移转化方式延伸社会服务职能，扮演着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新角色。
(三) 以“参与型学术”引领社会发展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全球化竞争危机促使社会呼吁大学扮演更多样化的角色：大学既要肩负知识创新使命，也要兼顾社会责任。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传统“强调学科本位”和“追求高深学问”的模式1转向“强调科研的跨学科本质”和“问题解决”的模式2。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背景下，出现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认识论，鼓励学术界与社会开展广泛双向互动，建立更紧密的亚博全站手机客户端的合作伙伴关系。大学重拾社会服务职能作为其学术研究的拓展，在更广泛意义上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公共福祉，引领社会发展。
1990年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出版时任主席厄尼斯特·博耶(ernest l. boyer)的里程碑式报告《重新思考学术》。这份报告反思了包括同行评议、以研究和出版为成功标志的大学评价机制不仅未能激发学者的创造性，反而限制了学者的活力，更导致大学职能定位的偏离。报告提出，这个时代保持高等教育生命力，需要建立不仅致力于振兴学术而且致力于振兴社会的全新学术观。[]高校须打破陈旧教学、研究、服务之争，以更具创造性方式界定学术的意义，发挥高等教育多样化功能，将大学与校园外的环境和社会面临的挑战联系起来。[]
1995年，博耶呼吁大学必须指向更加广泛和人文的目标，参与时代问题，重新履行大学对国家与社会的历史性承诺。他首次提出“参与型学术”(the scholarship of engagement)概念，为高等教育增加了替代传统服务、推广、技术扩展和其他相关词汇的、更具包含性、渗透性与兼容性的术语。参与型学术有两重含义：第一，要将大学丰富资源与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校园不应被视为孤立的岛屿，而是行动的舞台。第二，伴随迈向21世纪，大学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项目，而是更远大的目标，更清晰的方向和更坚定的使命感。参与型学术意味着创造一种使学术文化和公民文化保持更持续、更具创造性相互交流的氛围。这有助于扩大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说的人类话语的宇宙，提高所有人的生活质量。[]
这种新学术观重新拉近了大学与社会的距离，其赋予学术四项基本的、相互关联的功能，借此重新整合优化大学职能[]:第一，发现知识。坚持通过科学研究推动人类知识前沿。第二，整合知识。创造更多跨学科对话，建立学者间的相互联系，在新的跨学科对话中碰撞更多能量与火花。第三，共享知识。学者将所学与他人分享，不仅与同行交流，还与课堂上未来的学者交流，以保持学术之火的活力。第四，应用知识。要求学者成为“反思性实践者”,更积极参与时代，建设更好生活而避免学术与社会之间人为的区隔。[]
大学再次投身公共领域，由支持和响应社会当下需求转向更预见性地引领社会发展。随后，年轻学者和实践者们组成了强大的社会网络，通过投身公共参与践行大学使命，这种转变支撑了更加多样和健康的学院生态[]和社会生态。
(一) 价值：从功利化“回应”转向公共性“参与”
美国大学社会服务理念自其萌芽就指向大学对社会的利他奉献，是高等教育第三使命的初衷，但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其价值理念不断转向。赠地学院时期，服务被认为是大学面向社会问题的直接介入，专家走出高校，以知识传播和技术推广等形式开展志愿服务。这种服务是当时外部政策驱动下大学满足社会人才和技术需求作出的适时回应，或者说是大学对社会的回馈。伴随时代发展，农村社区向工业社区转变，服务重心开始从关注个体转向关注组织。虽然开发专利并不是大学研究的核心目标，但面对工业界对理论创新和技术变革的需求，大学难以做到无动于衷。[]因此这一时期技术转移成为服务社会主要形式。随着商业模式注入高等教育，面向市场销售“商品”成为高等教育新目标，大学这方面确实具有一定比较优势。[]有学者捕捉到高等教育向商业模式转变，指出高等教育历经的两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研究成为大学主要任务；第二次革命是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可用于经济发展的市场商品。[]
博耶为代表的改革者敏锐察觉到高等教育危机，呼吁大学与时代和社会建立更关键和紧密的联系，警告高等教育越来越多被视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手机版亚博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大学正远离社会关键问题，遭受公众信心下降；校园越来越多被视为学生获得证书和教师获得终身教职的地方，变成“私人利益，而不是公共产品”[],强烈呼吁大学重新履行对国家与社会的责任，寻求最紧迫的社会、公民、经济和道德问题的答案。这样的背景下，大学服务社会的公共性导向及其推动社会民主进步的理想被视为实现大学更高目标的关键[],美国大学走向不同的行动方式，如鼓励教师将专家角色与公民角色结合起来，俯身社会参与，在学术成就和公共利益之间发展互补关系，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各层面接触和融入社会[],将理论与实践、学术领域和公共领域打通，以成就更好社会为价值追求。再如，学者应致力于推动科学知识民主化及其对所有人的可及性[],反对将社会公众排除在外，对知识生产与传播进行垄断。
基于这样的理念和实践，社会服务职能超越以往简单以“回应需求”或“追求功利”为目标的模式，被置于更广阔社会责任与公共价值视角之下，关注公共利益与公民福祉。公共性引导大学主动参与公共服务，对包括促进社会公平、推进知识民主化，促进学者更好履行公民身份与责任等公共性目标进行反思与追求，这逐步成为大学内生基因。
(二) 定位：从硬边界“孤立”转向软边界“整合”
长期以来，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职能总是相互独立且划分越来越细致，三者间似乎有一条比较明显的“硬边界”将其隔离开。在这个三角关系中，科学研究往往占据明显优势，人才培养其次，社会服务往往是“锦上添花”的附加任务。几乎所有分类、排名中，学术研究都被设置为权重最高的评价维度，研究型大学一直占据院校金字塔顶尖位置。教师职称评定制度中，学术发表一直被视为最核心标准，社会服务几乎未被提及。如罗素·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学院时代的美国文化》中指出的，美国学者影响力之所以下降，是因为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开始意味着在大学拥有一份教职，以一种只有同行才能理解的特定风格写作，遵守学术奖励制度，这种制度鼓励脱离社会参与，学者们在更广泛的公共话语中的参与力度不断减弱。[]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不安，高等教育领域开启了以参与型学术为代表的新一轮学术革命，这打破了或者说“软化”了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之间的“硬边界”,提出了从发现知识、整合知识、共享知识到应用知识的新范式，使大学各项职能相互交叉和融合，生成新的平衡态下共同发挥作用的整体。这样的系统中，社会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被看作高水平研究和教学背后的内驱力。社会服务不再是学者去农场教授几节课程，传播一些技能，而是推动大学参与时代变革，“从建设更好的桥梁到建设更好的社会和生活”。[]这需要高水平研究作支持，更需要通过教学培养一代又一代能为国家作出积极贡献的学生来实现。就学术研究而言，“混乱的社会再也负担不起学术局限在象牙塔里的奢侈追求，学术也必须通过为国家和世界服务来证明它的价值”。[]因此，知识生产不再单纯强调遵循“学科本位”和追求“高深学问”,也不能仅以“卓越性和原创性”为评价标准，学界必须理解研究之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增强学者的社会责任意识，确保其研究成果对学术界以外的更宽泛的社会、经济、文化、公共政策、医疗、环境及公民生活等带来积极改变。[]就人才培养而言，高水平教学活动不仅意味着培养具备深厚专业知识的人才，更意味着培养富有责任感的公民，以发挥他们的能力，为社会公共利益作出贡献。[]
由此，社会服务职能定位不再是局限和孤立的，而是与学术研究、人才培养职能从原有隔离不断走向耦合，三者间由竞争走向合作，由封闭走向开放，形成跨界融合有机整体，以最大限度发挥各自优势，助力大学实现更远大目标和使命。
(三) 路径：从单向度“服务”转向多向度“合作”
从历史上说，无论是在赠地学院时期还是积极推动技术转移时期，高等教育的第三使命都是作为单向交流来执行的：大学对社会进行资源支持和智力输出，学者把智慧、知识、技术传递给大众。参与型学术这一全新范式为高等教育引入了转折点：大学与社会之间由单向度“服务”转变为多向度“合作”“互动”“协同”,由单纯“利他奉献”转变为“合作共赢”。
参与型学术反映了不同认识论基础和一套更广泛的价值观，其核心是加深大学与社会、学术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建立平等互惠的亚博全站手机客户端的合作伙伴关系及其协同共生机制。[]大学需要重新思考自身角色和定位，成为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超越传统学科逻辑进行的纯粹知识生产，跨越学术边界，突出问题解决导向，尊重知识应用情境，寻求更多实践取向的亚博全站手机客户端的合作伙伴，赋予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不同特权，同时容纳理论框架和实践模式两方面要素，兼顾大学学术使命与社会责任。[]知识生产不应再局限于科学共同体内部，而是更大范围内、多元主体叠加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社会与公众也不应再被看作专业知识被动接受者和科学技术的单纯受益人，同样有义务参与知识生产过程。[]这是一个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过程，大学与社会在这一合作参与过程中能在更广泛目标上达成一致并实现共赢。如社会参与可为学者更好锁定源于真实世界的问题和情境，使研究在知识创新的同时兼顾社会责任，扩大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成为履行其学术使命的有效途径。再如，社会参与同样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提供实践场域，通过突出实践导向，包括服务学习、体验式学习、项目式学习等参与沉浸式方法，有利于将平面的理论与立体的实践、将抽象的知识传输与具体直观的行动相结合，使学生在真实景观中面向地区、国家和全球重大问题来思考和行动[],以最大限度从经验中完成理论与实践双重框架的构建。[]此外，社会服务还有利于创新学术范式、实现跨学科合作、建立协同机制、让大学获得更多办学资源等。[]学者与实践者相互交流和认真倾听将促进形成良好学术生态和公民文化。
高等教育第三使命不再限于大学对社会回馈和慈善活动，超越了单向度的、供给式的“服务”,转向多向度的、伙伴式的“合作”,在大学与社会、理论与实践、研究与行动之间架起互通桥梁。
美国大学社会服务职能历史演进纵向梳理及其转型特征分析发现，“为社会服务”理念已成为嵌入美国大学的基因，其内在意涵与外部关切随美国社会和高等教育发展而逐渐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这些转变既源自大学服务国家与社会的外部诉求，如特定时期政府某些强势政策，也是大学自身变革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如今，社会服务已不再是院校生态系统弱势和边缘职能，相反，在以参与型学术为代表的新一轮学术革命中，大学对社会事务全面、主动参与成为促进整合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职能的内驱力和黏合剂，发挥积极重要牵引作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高校都纷纷将服务社会列为办学目标之一，同时，最能体现高等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和评价导向的世界大学排名与分类体系中、各国科研评估制度以及院校教师评价制度中，社会服务维度都占有一席之地。
虽然大学有责任投身社会服务，但不可狭隘地使大学知识生产活动被短期社会收益驱动。相反，大学作为社会发展引擎，应超越当下，为社会作出更长远、可持续的改变，切忌以追求工具性利益为目标将大学掏空。一旦社会服务职能被行政任务所驱动，或者被评价机制所裹挟，必将给大学学术活力和学术自由带来压力，社会服务效果将大打折扣。因此，讨论社会服务职能不能离开具体语境，如院校类型、学科差异、学者立场等，切忌极端和盲目。
就我国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发展观。大学作为人才第一资源、科技第一生产力、创新第一动力和文化第一软实力“四个第一”的重要结合点，有责任充分发挥优势，为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对高校“双一流”建设战略定位提出了更高要求。他国经验可供借鉴：首先，大学应将社会服务理念作为一种常态化、内生性价值追求，大学不仅肩负知识生产与创新的使命，更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主动履行社会服务职责，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意识，树立良好的社会公共形象。第二，就大学职能而言，无论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还是文化引领、国际交流，都是为了最终服务社会、增进社会福祉。因此社会服务不应被狭隘理解为直接、短期的社会收益，而应被置于更广阔社会责任与公共价值视角，将其与高校其他职能耦合，发展新增长点，激发高等教育场域活力。第三，当前社会治理结构愈加扁平化，大学开展社会服务的路径愈加多元，大学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社会展开双向互动，实现更广泛意义的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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