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性协调到市场化协调：美国学术资本主义的形成逻辑-手机版亚博

 摘要：“学术资本主义”概念表明了美国高校在高等教育系统从政治性协调到市场化协调转变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利益偏好。美国学术资本主义的形成，并非是政府削减公共开支导致的被动性适应，而是美国高校在政府干预不断强化的情况下，为寻求自治而主动做出的发展性选择。美国学术资本主义的产生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一是要进一步扩大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将高校建设成为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二是要加快建设创业型大学，着力活化学术资本，促进高校科研成果的现实转化。

关键词：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性协调，市场化协调，大学自治

随着高等教育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大学知识生产由“面向真理”走向了“服务社会”。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知识由一种公共资源转变为经济资本，积极参与到市场交换之中。这一现象被有关学者称为“学术资本主义”（academic capitalism）。美国是学术资本主义实践的先发地和流行地，研究美国学术资本主义的形成逻辑，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美国高校市场化行为的理解，而且对我国建设创业型大学，实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具有启示作用。当前，对美国学术资本主义缘起的认识主要有两种观点，即“资源削减论”和“供不应求论”。这两种观点都关注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高校资源短缺的窘境，其本质上都是一种“金钱需要论”。这种论断不仅忽略了美国高校发展的历时性变化，而且忽视了大学的自主性，并不是对美国学术资本主义行为的合理解释。基于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的考察，本文认为，美国学术资本主义的形成不是高校被动适应环境变化的结果，而是为寻求自治而主动作出的发展性选择。明确美国学术资本主义的形成逻辑，有助于深化对学术资本主义的认识，为促进我国高校学术资本转化提供理论指导。

一、美国学术资本主义因何而生：两种观点及其误区

“学术资本主义”指“院校及其教师为确保外部资金的市场活动或具有市场特点的活动”^①。1990年，哈克特（edward j. hackett）率先使用“学术资本主义”一词，以之描述科学研究的市场倾向。他认为，学术资本主义表达了学术科学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并改变了韦伯（max weber）在《以学术为业》中所描述的忠诚于学科的专业文化。^②1997年，美国学者斯劳特（sheila slaughter）和莱斯利（larry l. leslie）共同出版了《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与创业型大学》一书。在该书中，他们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界定了“学术资本主义”的基本概念、表现以及成因。^③在成因分析中，斯劳特与莱斯利提出了“资源削减论”。该观点认为，20世纪70、80年代，环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崛起，使老牌工业化国家丧失了在环太平洋地区的市场份额。为确保在全球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西方发达国家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建立企业的全球竞争力。高校因政府投入的削减而不得不转向市场寻求资源，从而走向了学术资本主义。这一论断被视为解释学术资本主义行为的经典论断，被诸多学者所接受。2012年，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生朱丰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对这一观点进行批驳，并提出了“供不应求论”。他认为，“在讨论政府高等教育经费削减时，斯劳特等学者指的是高等教育经费在高校总收入中的比重在下降。他们忽视了把国民经济和国家税收作为参照物来观察政府高等教育经费的增长趋势以及高校支出的增长趋势。”^④在将国民经济和税收纳入参照系后，朱丰良发现，政府并未削减高等教育经费。只是在知识呈指数型增长的情况下，政府经费投入无法保持与高校经费支出同步增长。因此，高校不得不寻找新的经费来源，从而走向了学术资本主义。

以上两种观点虽然都关注到了美国高校在20世纪80年代所面临的经费不足窘境，但在本质上都是一种“金钱需要论”。这种论断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是将大学放置在一个相对静态的横截面来考察其行为变化，只看到了大学的共时性变化，而忽略了“大学在任何时候都缺钱”的历时性事实。科恩（arthur m. cohen）指出：“在探讨收入来源之前有一点需要注意，大学总是经费不足的。这是由大学财政结构的性质决定的。公立院校的经费不能有盈余。大学的行政管理者知道当年拨款没有用完就意味着下一年度将削减同等数量的拨款。然而如果大学花完了所有经费，一旦削减了拨款，大学将陷入危机。总之，这是一场不会赢的游戏。大学要么破产，要么经费短缺。”^⑤因此，“金钱需要论”并不足以解释美国高校的学术资本主义行为；二是将大学视为金钱的奴隶，忽视了大学的自主性。美国高等教育有着悠久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传统，即使是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它也并不是“唯金钱是从”的。从理论上看，“金钱需要论”源于对高等教育的社会学分析，它从系统生成与发展必须依托社会资源的角度来看待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但它又夸大了高校对社会资源的依赖程度。因此，以“金钱需要论”来解释美国学术资本主义的产生并不合理。

立足美国高等教育的历时性变迁，依据克拉克（burton r. clark）的“高等教育系统”分析框架，我们发现学术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高校在政府干预不断加强的情况下，为寻求自治而主动做出的发展性选择。20世纪中期，美国高等教育正式进入大众化阶段。退伍军人潮和婴儿潮使得高等教育入学人数激增，大批学生涌入校园使高校不得不采取校园扩建、课程改革、引进教职人员、发展研究生教育等多种手段以满足学生需求。高等教育规模膨胀大幅度增加了高等教育开支，而昂贵的开支则改变了高等教育与其赞助者的关系。正如克拉克所说：“如果高等教育早先在政府预算中曾经是一项次要的负担，现在则成为一项主要的支出。作为一个昂贵的项目，大学资助提升到政府所关切的事情的议事日程上。”^⑥与此同时，大批学生入学所裹挟的多元利益诉求在特殊社会环境下（局部战争与意识形态对立）被泛民化，进而引发了一场大型社会运动（美国政府称之为“学生造反”）。美国高校因在学生运动中控制乏力而丧失了自二战以来一直与政府所保持的良好关系。政府则从学生运动中认识到，一个大型且多元的高等教育系统绝不能放任自流，不然就会引发社会危机。因此，经济控制就成为美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系统进行干预的重要手段。政府对高等教育自治的侵害，逐渐引发了高校成员的不满，而要摆脱干预，首先就需要摆脱对政府资助的过分依赖。因此，高校将目光转向市场。与此同时，市场中的企业因自身发展需要同样渴望向大学寻求智力支持，两者一拍即合，高等教育系统的市场化协调就此启动。这种高校向市场寻求资源的行为就是“学术资本主义”。

二、美国学术资本主义的形成逻辑

克拉克认为，高等教育体制分为官僚型、学术权威型、政治型和市场型。这四种体制分别通过官僚性协调、专业性协调、政治性协调和市场协调四种方式实现对高等教育系统的整合。借助克拉克的“高等教育系统”分析框架，我们以二战结束为节点，将美国高等教育从建国到20世纪70年代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战前发展阶段，美国高等教育由专业性协调转向政治性协调；二是战后发展阶段，美国高等教育由政治性协调转向市场性协调。通过这种划分，我们或许能更清晰地看到美国高校走向学术资本主义的具体脉络。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协调并不是指系统中只此一种力量，而是说这种力量在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当主导力量过于强大时，其缺点就会暴露，从而诱发改革，推动系统更新。因此，克拉克说：“每种权力结构都有缺陷，都会激发人们去努力弥补这些缺陷，因此会产生有意识的改革和无意识的调整。”^⑦

（一）从大学自治到政府干预：1945年以前美国大学的发展

1.专业性协调：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传统特征

美国高等教育在产生之初深受英国大学古典人文教育的影响。正如英国20世纪以前的大学“从来没有对英国的经济发展做出有意义的贡献”^⑧一样，美国殖民地时期的学院实际上只发挥着保存知识的作用。独立战争胜利之后，一个全新的美国以邦联制形式建立。“新美国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民众对强大的全国性政府抱有普遍的不信任感，而南北方之间的激烈地区竞争更是加重了这种厌恶情绪。”^⑨因此，尽管前六届总统都倡议建立国立大学，但都未能如愿。在门罗（james monroe）总统执政期间，国会代表委员会甚至已经通过了建立国立大学的议案，然而却遭到了众议院的反对。众议院认为，“如果建立了国立大学，它将会对高等教育产生显著的影响。它将会成为一个指向标，制定出大学的课程标准、学位标准、教授资格认证标准，或许还制定出入学标准。没有国立大学，各大学可以任意发展，自由选择那些著名大学的办学模式。”^⑩建立国立大学议案的失败，推动了大学走向自治。自治的权力在大学内部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学术权力，由学术专门人员享有；二是非学术权力，由董事会掌握。由于大学的内部决策越来越需要建立在高深知识的基础上，学术专门人员的专业权力得以向上延伸。而随着美 国大学 教授联合会和美国大学协会等专业组织的建立，学术专门人员得以在国家层面发挥持续影响力。通过学科专长的扩展、中央学术团体的扩充和教师利益组织的扩大，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形成了专业性协调。

2.上升的政治优先：政治性协调的出现

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专业性协调并非十全十美。在院系层面，个人权力的膨胀使院系成为以学术权威为中心的封闭体系。而在院校层面，行会式的管理模式又带来了自由散漫的作风和排斥改革的强大阻力。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高等教育在国家系统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 全留给 教授们决定。”^⑪这种上升的政治优先，为美国高等教育系统进行政治性协调埋下了伏笔。不久之后，以立法形式干预高等教育发展就成为了美国政府的重要抉择。

1862年，美国出台《莫雷尔法案》。该法案以联邦增地的形式支持建立一批农机专业院校。《莫雷尔法案》虽被称为《赠地法案》，但其特殊之处并不在于赠地。因为早在1787年的《西北法令》（又称《俄亥俄西北领地组织法》）之中就有赠地条款。^⑫在1796年至1861年间，国会也曾先后向17个州的高等教育赠予土地。“实际上，这项法案建立起了一种复杂的合作关系，借由这种关系，联邦政府为各州出售边远的西部土地提供了动机，各州同时也必须将收益用于资助各种高等教育机构。”^⑬由于赠地大学受到政府资助，政府借此参与到高等教育管理之中，其标志就是政府的职能之一——社会服务被转嫁给大学，成为继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之后的大学第三种职能。然而，政府参与高等教育管理始终面临着高校的强烈抵制。正如洛温（rebecca s. lowen）所言：“二战前，美国大学处在国家政治经济的边缘，其使命是推进科学的方法……而有些大学也把社会服务作为其使命之一，但没有一所大学把这种服务看作是对联邦政府的直接帮助。事实上，脱离联邦政府保持自治是大学定义的核心，也是指导科学和学术的核心原则，大学在它们自身的想象中就是象牙塔。”^⑭

3.战争带来的契机：政治性协调的拓展

虽然面临阻力，但联邦政府一直没有放弃对高等教育的干预。1916年，美国成立了国家研究评议会和海军研究实验室，以用于协调企业、政府和学术机构的科学计划并加强彼此间的智力合作。1917年，威尔逊（thomas w. wilson）总统成立了学生军事训练团，借助该组织，美国政府在高校内建立起了一套培养军事学员和军官的体制。二战期间，军事对抗技术的研制与开发任务被政府以军工合同的形式委托给高校。一系列实验室，如负责原子弹制造和雷达实验的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负责开发低空爆炸信管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学实验室等在政府的赞助下被建立起来。二战不仅促使美国大学走出象牙塔，开始为国家需要服务，而且改变了科学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导弹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全球战争的性质，空中力量打击缩短了国家安全距离。在日本投下原子弹促使日本政府投降的事实更是表明：一个国家的兴衰不但取决于士兵的素质，更取决于科技水平。这种认识使美国政府更加重视科学研究，不断增加对高校科研的投入。另一方面，在战时实验室体制之下，科学研究已经从单一、专精、割裂的“小科学”转变为多元、跨学科、联系的“大科学”。围绕重大现实问题，采取团队合作形式进行集体科学攻关成为知识生产的重要形式。二战结束后，“许多科学家渴望继续他们曾经在战时追求的研究路线”^⑮。对国家命运的关心与对真理的执着追求相互交织，使大学与政府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从而彻底改变了美国高等教育的使命。正如洛温所说：“战争结束后，人们开始对大学的功能及其与政治体制的关系进行反思。到1946年，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的管理者，都把大学理解为公共服务的机构。公共服务有多种定义，除了为国家安全利益服务或为美国商业服务外，这个术语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标志着大学不再被视为脱离美国社会需求和利益的象牙塔。”^⑯

（二）从政府干预到市场介入：1945年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学的改变

1.政治卷入的深化：政治性协调的加强

二战结束后，高等教育其实还未上升为美国国家政策的首要议题。此时，美国联邦政府将工作重心主要放在两个方面：一是恢复生产，推动经济发展；二是妥善安置退伍军人，以避免重蹈军人动乱之覆辙。基于第二个议题，1944年，美国联邦政府出台了《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该法案鼓励退伍军人重新入学，并规定退伍军人接受高等教育所产生的花费，将由政府以教育津贴的形式对高校进行贴补。在这一政策激励下，约有200万退伍军人进入大学校园，大量政府经费因此而注入大学。与此同时，战时科学研究体制也得到了保留，海陆空三军实验室持续为大学科研项目提供资助。1950年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建立亦使高校的基础研究和研究生教育获得了资金支持。然而，此时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并非毫无目的的义务援助，而是带有管控性质的。一方面，只有符合政府审批标准的高校才能获得政府对退伍军人的赠款，这使得地区性认证和自我评估成为高校必须完成的标准程序。另一方面，政治浪潮也深刻影响了联邦资助的性质。这一时期，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使麦卡锡主义在大学校园蔓延，教职人员被要求签署“忠诚宣誓”以表明自己反对共产主义，支持美国政府。这种对教职人员的全面质询，使“大学获得联邦研究拨款赞助是否必须要服从政治的检验”成为大学争论的焦点。然而，美 国大学 教授联合会的解散，宣告了大学在这场论争中的实质性失败。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后，美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干预得到进一步强化。在反思为何苏联会在卫星技术上领先美国时，“国家科学团体的一致观点即美国一直在忽视基础研究，同样得到很好发展的观点即国家需要提高其教育体制的能力和效率。”^⑰因此，美国政府在1958年颁布了《国防教育法》，对美国的科学教育进行全面强化，并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资助。至20世纪50年代末，联邦资金已然取代了基金会赞助和大学自筹收入，成为大学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联邦政府也一跃成为高等教育的最大赞助商。这虽然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繁荣，但也留下了潜在的隐患，隐患的源头则直接指向了“政府成为高等教育的首要赞助者”。

2.内部利益的强化：政治性协调的深化

大批学生涌入高校带来了多样化的高等教育需求。1960年之后，师生矛盾、性别歧视以及美国传统的南北纷争和种族矛盾在大学之中日益激化。当大学成为国防部赞助基地与反越战浪潮相联系时，学生运动便爆发了。学生诉求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要求政治活动自由，反对美国出兵东南亚；二是要求大学剔除国防研究，清退政府相关赞助；三是要求重视本科生教育；四是拒绝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要求平权。1968年至1969年，美国一批著名大学，如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都发生了学生罢课。而随着1970年5月肯特州立大学和杰克逊州立大学发生学警冲突，学生遭到机枪扫射甚至是枪杀，学生运动被推向风口浪尖。不同社会群体借助学生运动纷纷向政府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包括民权、财政、投资、外交等等，都成为大众热议的焦点话题。而在大学内部，学生的罢课行为得到了教师的同情。如时任加州大学校长克尔（clark kerr）就提倡对学生诉求应采取“更温和的手”，并指出“校长必须在共享权力的各集团‘争权夺利’的情况下寻求‘共识’，必须经济地使用权力并最大限度地进行说服。”^⑱学校领导者对学生的保护变相助推了学生运动的发展。而学生运动始终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则被很多行政官员视为是高校在维持校园文明行为、管理学生活动方面的失败。加之运动中确实存在故意扰乱秩序的不正当行为，这促使州立法机关重新考虑政府拨款对高等教育予以支持的合理性。少数州的立法机关甚至以经济手段报复性地惩罚大学对学生运动控制的乏力。譬如在1970年，加尼福利亚州立法机构就投票表决为所有的州雇员增加5%的生活费，但拒绝对加州州立学院和大学系统的教师增加补贴。盖格（roger l. geiger）认为“这是针对校园混乱，州政府采取的几个公开性惩罚行动之一”^⑲。

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虽然最终得以平息，但它破坏了二战以来政府与大学之间形成的高度信任的合作关系，大批联邦项目因此撤出校园。科恩指出，1969年至1974年，国防部对学术研究的经费支持下降了9500万美元。^⑳同时，联邦政府还加强了对高校科研的绩效评估与考核，将对高校科研的一般性拨款转变为竞争性拨款。不仅是科学研究，高校的学费收入也受到了影响。1972年实施的佩尔助学金制度，将政府对高校的直接资助转变为对学生的直接资助，这促使高校开展生源竞争。吸引生源依赖于大学声誉，大学声誉则建立在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而政府又是科学研究的主要赞助人。正如塞林（john r. thelin）所说：“一旦联邦政府的基金会和机构成了科学中的主要资助来源，对任何大学来说如果没有联邦研究的资助，想要保持在某一领域中一贯的领先地位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一形势对整个学术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因为它意味着外部的联邦机构有权力改变校园管理进而改变机构目标，包括学术研究的基本宗旨。”^（21）政府对大学自治的逐渐侵害引发了美国高等教育界的强烈不满。“大学校长在那段时间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政府监管的加剧，另一方面联邦研究资助和学生经济资助的减少……一些有影响力的发言人，包括高等教育协会的官员以及大学校长，都把这一议题作为核心议题，认为政府的控制已经变得不合理甚至过度。”^（22）

3.市场化协调：学术资本主义的诞生

美国高校充分认识到，大学想要摆脱政府控制，首先就要摆脱在财政上对政府资助的过分依赖。美国高校的收入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政府资助，二是基金会赞助、校友捐赠及学费，三是通过知识产权转让、校园服务、工业企业合作而取得的收入。克拉克认为，只有第三种收人才代表着真正的财政多元化。当高校将目光看向市场时，市场也正在向大学寻求智力支持。

进入20世纪后期，由于传统工业向原料产地转移，美国大部分地区经济因失去产业支撑而陷入衰落。诸多有识之士将区域经济振兴的重点放在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源方面。如以纺织、制鞋和金属加工为主业的新英格兰地区就成立了“新产品”委员会以寻求经济复兴。该委员会在提交给新英格兰理事会的报告中指出，“新英格兰地区经济复苏所能依靠的特殊资产就是它的熟练工人、传统制造业以及那些‘与美国人的发明天赋等价的研究与技术发展设备’”^（23）。于是，他们向波士顿地区的麻省理工学院（mit）寻求帮助。而此时的mit正面临府学关系冷淡、资金短缺、发展受限等难题，也渴望与周边企业合作，两者几乎是一拍即合。麻省理工学院教务长特曼（frederick e. terman）果断抓住这一时机，通过集中多数资源发展少数尖端领域、联系当地科学型公司共同进行项目研究、建立研究中心、鼓励大学教师为企业提供管理咨询等多种方式迅速促进了mit崛起，并借助企业的力量发展出了闻名世界的“硅谷”。特曼在担任斯坦福大学校长后，以更大的步伐推动大学迈入市场。一是他建立了“荣誉合作计划”，允许斯坦福周边的电子公司选派雇员到斯坦福攻读在职硕士学位，从而加深了企业对大学的依赖，并为斯坦福大学提供了多位身家丰厚的校友。二是建立“企业附属计划”，在特定公司需要时，斯坦福大学可向其开放尚未公开的科技成果。作为回报，参与公司需在五年内每年为斯坦福大学提供5000美元。这一举措有效缓解了斯坦福的财政困难状况。三是启动“工业园区计划”，将斯坦福大学周边的大片土地以廉价的租金租给企业，从而为企业寻求大学合作、大学寻求企业赞助、教师接受企业咨询、学生获得就业岗位提供了支持。四是支持教师创业，甚至有时还由学校出面为教师创业安排资金。借助市场的力量，斯坦福大学成功迈向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前列。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不少高校及其教师向市场寻求资源的行为以大范围、深层次、系统化方式展开。这一现象被哈克特、斯劳特与莱斯利等学者称为“学术资本主义”，而克拉克则将此时大学的“创业”行为以强有力的驾驭核心、拓宽的发展外围、多元化的资助基地、激活的学术心脏地带以及整合的创业文化等五个特征概括之，并将具有这些特征的大学命名为“创业型大学”。他明确指出，创业型大学的目的就是“寻求成为‘站得住脚’的大学，能按他们自己的主张行事的重要行动者”^（24）。由此可见，学术资本主义的产生实则是高校为寻求自治而主动选择的结果。

三、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启示

回顾美国学术资本主义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学术资本主义是对高校及其教师利用智力资源换取经济资本的行为的高度概括。这一概念揭示了美国高校在高等教育系统从政治性协调到市场化协调转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利益偏好。它是美国高校寻求摆脱政府干预的重要手段，也是其寻求自治的必然结果。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来看，无论是专业性协调、政治性协调还是市场化协调，都无法单独操控一个日渐庞大、日益复杂、多元诉求并存、多方利益勾连的高等教育系统。因此，形成多元结构、迈向混合控制是大势所趋。“学术资本主义”以一个相对微观的视角呈现了20世纪中后期迈向大众化的美国高校如何在自治理想、政府和市场的博弈中寻找平衡点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一是要进一步扩大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妥善处理高校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将高校建设成为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二是要加快建设创业型大学，活化学术资本，促进高校科研成果的现实转化。

（一）进一步扩大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

美国学术资本主义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高校的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传统。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而言，进一步扩大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是将大学建设成为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的基本途径。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实行“计划为体，市场为用”的“类市场化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将高等教育治理权作为一种行政权，强调政府在高等教育治理中的统制作用，从而使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从举办者与自主办学者的关系，演变为行政上的从属关系和上下级关系，高校办学自主权也因此从法律赋予大学的基本权力转变为政府赋予大学的行政权力，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呼吁也就变成了“向政府要权”的呼声。事实上，高校办学自主权是高校与生俱来的权利，它不应该以“要”的方式得到扩大和落实，且“高校要权—政府放权”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模式易在事实上固化两者之间的从属关系，影响到大学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主体地位。因此，推动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由“类市场化治理模式”向“准市场化治理模式”转变就显得十分重要。准市场化治理模式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高等教育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以法律作为规范治理行为的主要工具。实现高等教育准市场化治理的核心，在于以法律形式明确高校是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将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转变为同受法律保护的平等关系。^（25）这种治理主体地位的变更，有助于规范高校、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将高校发展由行政性发展转为法治化发展，从而在根本上拓宽高校发展空间，释放高校改革活力，推动高校依法自主办学。

（二）活化学术资本，促进高校科研成果的现实转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学术资本主义的兴起促进了美国高校转型，推动了美国高校迅猛发展。对我国高等教育而言，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积极活化学术资本，促进高校科研成果的现实转化，提高高校服务社会需求和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能力显得十分重要。

首先，活化学术资本，需要明确市场与学术之间的关系。学术与市场之间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的伙伴关系。市场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资金来源，市场的深入推进建立在知识区域深度拓展的基础上。市场化的深入推进，为企业与高校开辟了广阔的合作空间，两者的相互补足实则是一种双赢。例如 5g 技术的出现开辟了新的市场，企业为抢占市场份额，就会更加依赖大学的智力资源，并乐意为新技术开发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这反过来促使研究者围绕技术进行高深知识生产，从而形成“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的良性循环。因此，在市场化条件下，学术知识生产不仅要遵循学术自身的发展规律，还应该密切关注市场对知识资源的需求，在把握学术的纯粹性的基础上寻找学术与市场的结合点，将学术发展嵌入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格局之中，实现两者的共生、共进、共荣。

其次，活化学术资本，需要建立有助于学术资本发展，有利于学术成果转化的制度。对我国高等教育来说，应大力推行高校分类管理制度，促进高校特色发展，鼓励建设“创业型大学”。^（26）在我国，建设创业型大学的呼声早已有之，但呼吁始终难以落实的原因，在于政府虽主导进行了多次高等教育改革，但改革只是规范了高校的办学层次，而没有规范高校的办学类型。由于缺乏分类管理制度，又受到我国特殊大学起源（移植西方研究型大学）的影响，建设“学术型大学”“研究型大学”成为我国大学的普遍追求，“学以致知”成为高校知识生产的主要目的，大学也因此被视为“象牙塔”。随着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其所联结的社会利益共同体越来越多，其利益相关者越来越众，其所面临的社会形势与社会状况也越来越复杂。在此情景下，回应社会关切，提供社会服务，解决社会难题成为高深知识生产的核心目的。也正是在此情景下，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创业型大学”理论。例如，克拉克从组织转型角度分析了大学的创业行为，提出了“创业型大学”的五个特征。埃兹科维奇（henry etzkowitz）则建立了“三螺旋”理论，认为大学与政府和企业共同构成了三螺旋发展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大学超越了原有的功能定位，兼具政府和企业的部分特点。同时，大学又借助企业和政府的力量实现自身的发展。他提到：“从历史角度看，创业型大学是大学延续中世纪保存和传播知识的机构进而发展成为创造新知识并将其转化到实际应用中去的多功能机构。”^（27）从这个角度上看，建设创业型大学是活化学术资本，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组织保证。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