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哈佛图书馆曾经历两次重组,重组中坚持不变的内容同样应该被关注和研究。这些内容包括:把纸质文献作为主要的学术资源进行收藏,保持知识的专长性和多样性,以及分散独立的学术图书馆体系。由此,研究提出国内高校图书馆分馆制建设中的关键内容:分馆独立采访政策的重要性,整合图书馆现有相关角色的手机版亚博的解决方案即重新定义院系学科专家、图书馆学科文献专家以及采访人员职能;同时建议成立分馆学术资源委员会来整合学科与图书馆的资源采访力量。
关键词:哈佛图书馆,分馆制,资源建设
1 引言
2012年,哈佛图书馆①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学术图书馆,为了适应“一个令人兴奋的、未知的数字信息新世界”,认为“要想继续保持图书馆的卓越地位,就必须做出重大改变”[1],于是对73个独立图书馆进行了重组,2013年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再重组。这两次重组,在国内曾引起较大反响,大多数研究者都以哈佛图书馆改革中的变化来讨论多分馆制大学图书馆存在的问题和应对策略。如王亚林、张耀蕾《哈佛大学图书馆:重组失败后的再重组》介绍了哈佛图书馆如何合并重复职能机构,形成领导小组、内阁、专门委员会三方协作的图书馆领导机制[2]。李秀娟《尼奥式突围:转型中的图书馆——基于哈佛图书馆重组的思考》[3]、申蓉《哈佛大学图书馆改革及启示》[4]等则认为国内图书馆可以借鉴哈佛改革经验而有所改进。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哈佛图书馆的改革,即哈佛图书馆在改革中未被改掉的,即其持之以恒的东西,也应该被重视和研究,所以本研究题为“逆向思维看哈佛图书馆的重组”。
2 哈佛图书馆重组后“持之以恒”的内容及启示
哈佛图书馆在其《大学图书馆工作小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认为,哈佛图书馆存在信息技术系统缺乏统一标准、协作困难、效率低下等问题,为了顺应新时代必须要发展出新的优势和更加灵活的组织结构[5]。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重组前,哈佛图书馆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学术图书馆之一,重组后,哈佛图书馆地位更加稳固。因此,国内图书馆界不仅要关注哈佛图书馆“变”的地方,更应该去探寻哈佛图书馆始终不变的部分。
2.1 学术藏书对研究型大学的重要性
图书馆界一直流传着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信息学家兰开斯特的一个预言,即人类社会到了21世纪,就会进入一个无纸的信息时代。“无纸化社会”“图书馆灭亡论”甚嚣尘上,不少图书馆为了摆脱这种所谓的困境,纷纷将经费向数字资源建设倾斜,认为已经到了数字时代,很少需要或不再需要纸质资源馆藏。但是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图联管理委员会执行委员程焕文教授却发文疾呼:“我们整天只在看美国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化又发展到了什么水平,多么先进。可是,我们基本上不看最本质的东西,美国所有大学图书馆的纸本采购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藏书一直在不断增长”[6]。同时他多次撰文强调:“特色纸本资源是研究型大学图书馆的安身立命之本。高校图书馆的信息资源无特色即无特点,无特点就无生命力。在信息资源日益同质化的今天,研究型大学图书馆依靠什么吸引学者,又依靠什么确立其学术地位?自然是‘人无我有’的特色纸本资源”[7]。
哈佛图书馆作为世界一流高校图书馆,一直强调学术藏书对研究型大学的重要性。哈佛图书馆在其报告中指出,“研究是哈佛大学的首要任务,因此哈佛的图书馆藏书必须得到相应的支持和资助。哈佛的图书馆对学术的义务超越了任何特定的时间或偶然的情况。这些藏书对研究型大学的图书馆来说是最重要的”,“没有图书馆,研究型大学就无法推进其研究和教学的使命。哈佛图书馆包含了我们的学者用来产生新知识的信息。图书馆对于协助教师发展课程和为学者提供适当的资源是至关重要的”。“哈佛图书馆的藏书是学术机构所拥有的最大藏书……其馆藏超过1600万册书籍和物品……哈佛一直认为,这对当代和未来几代学者的教学和研究支持至关重要,这也直接决定了哈佛大学作为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声誉。而所收集的资料是各分馆集中努力的结果”[5]。可以想见,这里所指的藏书主要是指纸质学术资源。
哈佛图书馆的重组报告尽管有很大篇幅在讨论数字化建设和共享服务,但更应该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哈佛图书馆并没有否定学术藏书对于哈佛图书馆的意义,反而是将其视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潘秋玉曾对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的战略规划进行分析,总结得出“尽管数字资源的涌现对纸质文献造成了巨大冲击,但在当前环境下,纸质资源仍是多数图书馆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此次调查发现,印本资源依然受到图书馆的关注,一些图书馆制订了需求驱动采访、剔旧等政策或方法,并与数字资源一起作为图书馆实施或参与长期保存项目的对象”[8]。也就是说一流大学图书馆仍把特色纸质资源作为重要的学术资源。
2.2 保持知识专长和多样性
国内学者在涉及哈佛图书馆重组时,往往着眼于哈佛各图书馆的“各自为政”。但是可以看到哈佛图书馆在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改革“应该保留哈佛各分馆分散的知识专长这一特色,但也要集中管理和整合基础设施,以实现最高效率”,同时他们在报告中不止一次提出,“保持知识专长和多样性,这是哈佛现有体系的核心优势”“应该注意维持大量特色图书馆,这些图书馆旨在为特定读者提供专门的图书馆服务”“由于杰出的馆藏是长期建立起来的,我们特别有责任发展现有的专业领域,在不忽视学术发展领域的同时,保持哈佛图书馆最著名馆藏的卓越性”[5]。这些论述无不在表述:哈佛图书馆是在保持各分馆特色的基础上去整合机构和系统,进而开展数字化建设。
哈佛图书馆改革,根据馆藏内容、主题或服务领域等方面的特点,将各独立图书馆划分为五个关系组(affinity group)。分别为:(1)侧重实践应用学科的图书馆,包括法律、商业、教育和政府学院的图书馆;(2)专注于物理、生命科学领域,可以共同承担研究责任的图书馆,包括医学院图书馆和科学图书馆;(3)围绕人文和社会科学等领域,包括威德纳和拉蒙特等图书馆;(4)艺术和文化类的图书馆,如美术、建筑、音乐、戏剧和电影;(5)保存特藏的图书馆,如霍顿图书馆和大学档案馆。时任哈佛图书馆高级副教务长的玛丽·李·肯尼迪(mary lee kennedy)在《图书馆重组时间表公布》一文中提出,关系组将继续致力于“培育各图书馆的专长,并促进与教师及其工作的紧密联系”[9]。
因此,保持知识专长和多样性是哈佛图书馆现有体系的核心优势之一,也是成就哈佛图书馆成为知名学术图书馆的重要因素之一。
2.3 分散独立式的学术图书馆体系
相较国内,哈佛图书馆采取的分馆资源建设模式存在明显的分散独立特征,或者说分馆都保持着较大的自主性,特别是在资源建设方面。笔者有幸曾在哈佛图书馆分馆之一哈佛燕京图书馆访学一年,通过亲身经历及对图书馆工作人员和访问学者们的采访,可以大致描述出哈佛燕京图书馆在哈佛图书馆重组后的工作开展情况。可通过一个分馆进而了解哈佛图书馆分馆资源建设情况。
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有美国高校中最全面的东亚文献,不同文种的文献采访均由专业学者负责,其在馆的采访人员就是一名中国文化研究学者。又比如,其收藏有越南文文献,馆内没有相关学者,于是就聘请学校一位懂越南语的教授来兼职负责采访。除了自主采访和学校相关专业老师荐购外,哈佛燕京图书馆也很重视各国访问学者的荐购。馆长每年都会举行三次座谈,第一次是在访问学者们刚刚到达哈佛大学的九月份,第二次是在来年的一月份即一个学期以后,第三次是访问学者们返程前的五月。每次哈佛燕京图书馆都会请访问学者们根据各自专业提供荐购书单以便充实馆藏。
哈佛燕京图书馆郑炯文接受采访时曾说到,“两件事定义一个好图书馆:收藏和服务。对于图书馆来说,我们需要在东亚文献上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尽最大可能为学者、师生提供一流的个性化服务”[10]。相对应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就会着重采购与东亚有关的书籍和电子资源,对于现代出版的著作,哈佛燕京图书馆会随时注意采购,在古籍方面,则会注重购买数据库或采取合作模式获取电子资源。
当然,这些采购所得的东亚文献也不是一馆独享的。哈佛图书馆每一个分馆的文献资源都可以通过哈佛的目录系统hollis检索,然后通过强大的物流体系运送到每一个需求者所在的分馆。对于一些在馆阅览的书籍,如果馆内有,则随时扫描,将pdf文件发至老师邮箱,如分馆没有,则会通过馆际互借帮助师生获得。
由于各分馆相对分散独立,许多图书馆收藏就会存在重复。哈佛图书馆在其报告中也指出了这一问题:“在许多情况下,不同的院系之间存在重叠,尤其是纸质馆藏。近年来,哈佛在减少重复采购和集中采购电子资源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协调。然而协调后却有了额外的问题,如哪些教师应该购买藏书,藏书应该收藏在哪里,谁负责藏书的维护。如果文理学院购买了一本宗教书籍,他们会将其存储,即使它最大的使用者可能是神学院的师生。而消除复本则可能会导致大学藏书中出现空白”[5]。因此,目前整个哈佛图书馆严格实行一种图书只保留一个复本的政策。笔者曾就复本问题采访哈佛燕京图书馆馆员。他坦言,哈佛图书馆体系中有四家收藏中文文献的分馆,分馆收到已有品种的捐赠时,会推荐给具有该类书收藏政策的其他分馆。这说明哈佛图书馆的采访政策为各分馆收藏一种,而不同分馆仍可根据自己的采访策略收藏其他分馆相同品种的图书。
3 国内高校图书馆分馆制建设模式:总馆主导式
国内很多高校存在异地教学的情况,相应也设有各校区分馆,如山东大学就设有中心校区图书馆、蒋震图书馆、洪家楼校区图书馆、趵突泉校区图书馆等。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则由闵行校区图书馆和中山北路校区图书馆组成。再如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分设雁塔校区图书馆、兴庆校区图书馆、创新港图书资料中心,但只有兴庆图书馆下设资源建设部,其余两个校区都只有文献借阅部、科研支持服务部。
以浙江大学图书馆来说,也主要按校区划分,即玉泉校区图书馆、西溪校区图书馆、华家池校区图书馆、紫金港农医分馆、紫金港基础分馆。虽然个别分馆有学科属性,但整个管理体系弱化了分馆的属性,各分馆只是一个物理概念。分馆只承担异地借还书、阅览等功能,资源均由资源建设部门按照文献类型统一采访,然后典藏分发到各校区分馆,这种总馆主导式的资源建设方式给学科文献建设和学科服务带来了一定的障碍。
设置有学科分馆的高校资源建设模式是否有所不同呢?高校图书馆中设学科分馆较早的有厦门大学图书馆,其在1997年取消院系资料室,按学科门类建立专业分馆,但采购与编目由总馆统一负责,分馆主要负责文献的利用[11]。北京大学图书馆在2001年3月成立了全校图书馆多馆(分馆)系统建设委员会,其资源建设是由总馆牵头完成更高层次的规划工作,包括资源协调采购、电子资源与纸本资源协调采购,总馆和院系分馆协调采购,相同学科内协调,多卷书等大套资源全校内协调等[12]。2004年底,中山大学图书馆开始总分馆建设,将资料室整合升级为学科分馆,由总馆统一调配文献资源[13]。复旦大学图书馆设有医科馆、文科馆等学科分馆,但根据其手机版亚博官网介绍,文科馆等分馆的具体工作是提供相关书刊的流通、阅览管理与服务,并不参与资源建设。分馆各类文献资源的收集、整理和编目工作还是由复旦大学图书馆采编部承担[14]。
综上所述,国内很多高校图书馆分馆制与国外存在显著不同,国内采取分馆制的高校大多以总馆为主导,总馆承担所有的采访、管理职能,是一种总馆主导的模式。
4 分散独立式与总馆主导式分馆建设模式的对比
分散独立式和总馆主导式,这两种学术图书馆建设体系各有其优越之处,也同样存在不足。如何扬长避短、因事为制,找到适合中国高校学术图书馆建设之路,下文拟基于优缺点进行分析探讨。
分散独立式的缺点,国外图书馆自身是有察觉的,像哈佛图书馆的两次改革,就是针对分散独立的缺点而进行的。这一点国内研究者也已经有比较明确的论述,比如“庞大的机构多少有些冗杂,资源有重复建设的现象,经费分配不尽合理,管理也不尽如人意”[15]。而分散独立模式的优势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分馆有独立的采访政策,对资源收集有指导性计划,更利于确立独特性馆藏发展方向,并有利于资源建设的完整性;其次是有独立的学科分馆才有利于有专业背景的学者加入,也有利于学科馆员的培养;第三,依托院系,就能与院系时刻保持紧密合作,关注到科研最新动向,有利于支持学术发展;第四,独立的分馆更有利于获得捐赠及相关经费的申请。
国内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大多采取总馆主导模式,注重“广、博、全”。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经费统一管理,更规范、便捷;涉及资源的工作均在资源建设部或采访部完成,同部门之间流转更流畅;在控制复本方面更为有效。但这样的模式也会带来一些弊端:首先是各个学科情况各异,总馆统一管理下,必定会制定一种统一的政策来管理分馆,缺乏个体特藏规划,将导致多个分馆不能按自己应有的方向发展;其次是国内高校各分馆因为没有独立的采访经费,也就无法配备独立的选书团队,虽然学科馆员和院系师生会做一部分学科文献推荐的工作,但这是补充性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科文献系统性采访的问题;第三,没有较为独立的分馆,学科馆员制度没有好的培养基地,会导致学科文献建设和学科服务的弱化。
图书馆的核心问题是资源建设的问题,一切服务都是以资源为依托。哈佛图书馆分馆制的最大优势就是增强了多样化学术资源收集的能力,而其改革其实就是为了保留该优势所做的改良。国内高校图书馆想要增强多样化学术资源收集的能力,就势必要学习哈佛图书馆模式的优点,但同时也要结合国情校情,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学习其核心精神而不是外在模式。
5 国内高校图书馆如何建设学术分馆体系
目前,国内高校图书馆中,总馆主导式是主流。在建设学术分馆体系的问题上,核心其实不是行政上要独立,而是获得多样性优秀学术资源的能力,或者说是建设一支强有力的采访团队,可以在独立采访政策的指导下去完成学术资源的收集、组织与服务。所以,即便行政上仍是总馆主导制,只要在资源建设上能形成分馆独立自主的形式,特别是在采访政策和执行上具有独立自主性,就完全有实现的可能。
5.1 分馆独立采访政策的重要性
馆藏发展策略,在国内又可以称为采访政策。哈佛图书馆第一次重组将工作分为本地服务、共享服务以及支撑服务。其中,本地服务馆员是负责选书和咨询工作的学科馆员。第二次重组后“各图书馆依然保持独立采访,但部分馆已经开始按照《馆藏和内容建设战略规划》的推荐方案实施”[2]。同时,“哈佛大学计划收集各分馆的采访政策,用来发现采访交叉和空白的学科领域”[2]。重组前后,哈佛都赋予了各分馆制定独立采访政策的权利,这是分馆资源建设中最为关键的问题。
目前,国内高校主要采用招标确定图书供应商,再由图书供应商提供书单,图书馆采访人员在书单上进行勾选。这种方式虽然杜绝了图书采购方面可能会产生的不当行为,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却影响了馆藏藏书质量。正如复旦大学图书馆王乐所说,“如果仅仅局限于书商提供的资源,长此以往对于图书馆的馆藏质量提升是非常不利的”[16]。
蔡迎春更是详细分析了书商提供书单的弊端,“对于这部分学科建设特需的学术书和专业书,一方面由于它的发行量少,利润空间小,供应商出于利益驱动很少对这部分书进行书目推荐。另一方面这些书大多是采取合作出版、作者包销的形式,一般都不列入出版社的年度计划,各个渠道也难以获得”[17]。笔者曾经在馆内组建金石碑帖特藏时,通过调研学术著作和期刊论文,检索整理墓志相关且较为重要的书籍200余种,而浙江大学图书馆仅收藏50余种。之后想通过回溯购买,发现大部分已产生了相当高的溢价,还有一些则已经没有了购买渠道。毕竟学术性图书,一旦错过当年的收藏,那么若干年后可能就再也无法购买。如果用“放大镜”来仔细看一下国内目前通行的统一采访模式,缺藏漏藏的专业书籍可能不在少数,毕竟采访人员无法兼通全学科门类。
学科分馆是独立采访政策“生存”的主要场所。目前,国内大多数分馆制高校有分馆推荐采访的情况存在,但为分馆制定独立采访政策的尚未有发现。而事实上,拥有独立采访政策的分馆制,才是真正的分馆制。很多国外高校图书馆的分馆因为相对分散独立,所以每个分馆都有自己独立的采访政策。国内高校图书馆学习国外的分馆制,其核心应是为每个学科分馆制定独立的分馆采访政策,并严格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改变的不是总馆制的行政体系,而是资源建设的方式方法。
对于国内高校图书馆来说,可以学科为导向,制定专业采访政策,加强学术特色馆藏建设,注重以专题、区域研究为核心的资源收集和整理工作,通过建设若干个学术性强、特色鲜明、资源类型丰富的研究型学术特色馆藏,来实现知识专长和多样性。除了新购馆藏,也需要对馆藏资源进行重组与整合。目前,国内大多数图书馆是将所有资源根据《中图法》进行排列。以学科为导向可以对大集合资源进行重组,这种重组也将成为图书馆从群体服务转为面向学科与学术团队的个性化服务的一种表现形式。
5.2 独立采访政策执行人及其职能
独立采访政策确立后,就有一个执行的问题。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老师曾在教代会上提交《关于建设一流高校文科图书馆的建议》,提议要组建专业的图书购买与编目队伍,让专业的人来带领和建设专业的学术型图书馆。那谁能成为这样的专业人才呢?独立采访执行人应该是依托学科分馆所对应的学科来进行,同时还要加强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的建设,让学科馆员通过“进阶”来发挥重要作用。
5.2.1 院系教师
如果论学科的专业程度,自然是该专业的教师最为合适。请院系教师进行藏书推荐,是浙江大学图书馆外文图书采购的做法。目前,浙江大学图书馆采购的外文图书大部分是来自师生的推荐。根据学科设置,资源建设部构建了外文选书专家库,定期向各学科的选书专家推送外文书目清单,请专家们帮助荐选有助于学科发展和教研工作的好书。经统计,2018年上半年图书馆发订外文图书约5000种,共有98位老师推荐;2018下半年图书馆发订外文图书约13000种,共有超过120位专家参与选书。另外,在特色专题馆藏上,院系教师更是发挥着巨大作用,如艺术与考古系教授在外访学期间,就曾向图书馆推荐数宗专题外文特藏。
然而院系教师平常教学科研任务繁重,难以兼顾学科其他方向文献。长期请院系教师来承担采访工作,是很难实现的。像浙江大学图书馆,就有不少学科的外文采访仍然存在空白。究其原因,一是没能梳理相关书单给院系,二是院系老师不甚热心。这一定程度上表明,单纯依靠专业老师来执行采访政策很难做到院系学科全覆盖。
5.2.2 学科文献专家
学科馆员应是具有图书馆学和相应学科背景的图书馆员。图书馆学研究的是文献,而学科研究的对象是学科内容,学科馆员研究的对象不应该是学科本身,而是图书馆学与不同学科交叉后的“交叉学科”,即“学科文献研究”。学科馆员发展的最终目标应是“学科文献专家”,而这正是前面提到的独立采访的重要基石。培养“学科文献专家”的学科馆员制度建设,是图书馆界应考虑的问题[18]。
其实,早有学者指出,早期的学科馆员设置主要就是建设专业馆藏资源,而后才是联络、咨询工作[19]。然而国内很多高校图书馆的学科馆员却存在重咨询服务、轻学科资源的问题。但像一些高校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就已经认识到学科文献专家的重要性。2015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就启动了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一站式学科资源采访模式,打破了之前按文献类型和载体进行采访的模式,以学科为主导建立了学科采访馆员团队[20]。
5.2.3 采访人员
哈佛图书馆重组后将馆员分为三类:本地服务馆员、共享服务馆员以及支撑服务馆员。本地服务馆员即学科馆员,采访工作则由共享服务馆员中的信息与技术服务馆员负责,去完成后续的寻找书商、发订、接收图书、付款、对图书的物理加工、编目、贴书标等业务。选书至关重要,后续工作一样繁重复杂。目前,国内采访人员兼顾数职,难免应对不暇。如果参考哈佛图书馆的模式,国内采访人员统一对院系教师和学科馆员所选之书进行后续处理,既可实现业务流程高效化也能节约相应人力资源。
5.3 多职能分学科文献资源建设委员会的建设
文献资源建设委员会在高校图书馆中并不鲜见,像美国,“大多数高校都成立了文献资源委员会,以统筹指导本校文献资源建设与管理工作”[21]。国内也是如此,大多数高校均有其文献资源委员会,但一般分两种情况,一是如北京大学的文献信息资源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及委员分别来自校领导、学校职能部门负责人、校外专家、院系领导和教师代表[22]。有学者将其视为“决策层”[23]。二是如浙江大学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委员会,由图书馆领导、资源建设部门相关人员组成。这被认为是“管理层”[23]。浙江大学图书馆采访流程依次为教授推荐、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委员会审核、馆务会议审核、购买等环节。但是,以上两者均很难实现学科馆藏建设的精细化和系统性。
因此,笔者以为各学科或各分馆应该有各自的文献资源建设委员会来指导其馆藏建设。如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一些美国高校,其院系就成立了自己的文献资源建设委员会。而且,就文献资源建设委员会成员比例来看,应以专业教师占比最大,其次是学科文献专家,这样的委员会才是教师表达自身文献需求,图书馆实现学术特藏建设的最佳渠道。
在新的文献资源建设委员会中,还可以考虑将原有的专家推荐与文献资源建设委员会审核的功能合一。文献资源建设委员同时拥有资源的推荐权和经费的使用权,或者说是将购书的决策权放到这个委员会中。将院系学科、图书馆学科馆员及图书馆采访人员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组织,或将成为国内学科分馆独立采访政策的最佳执行机构。
6 结语
哈佛图书馆作为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对纸质学术藏书的重视,利用分馆保持知识专长和多样性,分散独立式的资源建设模式,都值得国内高校学习。目前国内采取分馆制的高校大多以总馆为主导,总馆负责所有或大部分的采访、管理职能,所谓的分馆资源建设仅仅是根据中图法将图书分到各分馆。这一模式无法体现分馆制的优势。分馆制的核心应是具有独立的分馆采访政策及相应的执行团队。在现阶段,可以整合院系学科专家、图书馆学科馆员和采访人员的职能,让三者形成合力,形成体系。进一步,则可以考虑建设多职能、分学科的文献资源建设委员会,将采访政策制定、文献推荐、文献论证、采访过程控制等都整合进来,从而去建设有特色的学术图书馆体系。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