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日本的文理融合是科学与人文之关系的现代演化。以文理融合为特征的大学教育重构，是日本大学教育从近代化形成中对西方模式及学术的主动依附到现代化危机中改革自觉而形成的因应选择，也是当代社会需求逻辑、政府改革逻辑和大学治理逻辑激荡相生的变革结果，更是实现21世纪前半期大学教育质量转换的重要举措。为了实现大学教育重构，需要弥合文理相互的不信任，夯实人文社会科学类教育，规避大学教育治理改革风险。
关键词：
作为学术的典型样态，人文与科学的分化与综合是一个历久弥新的研究课题，亦是事关未来发展的前瞻性问题。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科学与哲学不仅是一体的，而且科学亦产生于古希腊哲学“学以致知”的本性。[]然而，自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以来，科学与人文开始走向对立。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西方世界的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和矛盾愈演愈烈，斯诺(snow)《两种文化与科学变革》的问世便引发了一场科学与人文的世纪争论。该文揭示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隔阂现象，将矛头指向高等教育系统——这一系统过于强调专业化。[]而今得益于二者发展、跨学科兴起以及学术界合作，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得到了一定改善。[]日本的文理融合是科学与人文这一关系的现代演化。所谓文理融合是指“不限于科学与人文的学术之分，让学生习得跨领域的融合知识和思考力的教育方针”[]。那么，文理融合在日本大学教育中如何体现，其未来走向将会怎样?本文以日本大学教育诞生至今的历史和改革为依据，对文理融合进行一个总结性回顾与审思，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日本大学教育是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之分的教育阶段、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分的教育内容所构成的。[]在其近代化形成到现代化危机中，由于大学组织归属性较强，大学相关者缺乏未来预见力和洞察力，大学未能满足社会对于大学教育的改革诉求，以致于大学教育没有及时摆脱近代模式，将文理分离推向文理分裂。
(一)从近代大学教育形成到二战后大学教育危机
明治时期，大学教育需要满足培养专门人才的日本近代化要求。早期的东京大学、法务省明法寮以及工部大学校具有鲜明的法国高等专业学院(grandes écoles)型高度专业教育特点。然而，从学术中心的德国留学归国的人员逐渐增加，日本便产生了导入学术性大学教育的动向。东京大学围绕个别学术方向设置集教授或副教授、助手、研究生、本科生为一体的“讲座”,提供一定的教育与研究经费，教育和研究的基本组织正式成立。这就是在讲座中将研究与本科教育或研究生教育融为一体的学术性大学教育原型。伴随着近代化，政府和企业快速扩张，其管理部门需要大量的大学毕业人才。这种需求主要面向法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类学院，于是私立大学的社会科学类学生迅速增加。同时，私立大学也重视学术研究，大学教育深受其影响。作为大学预备教育，大学预科和旧制高等学校以国语讲授为主，在脱离社会的环境中注重缺乏实效性的阅读与思考，在某种意义上具备了通识教育(“教养教育”)的功能。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契机，日本仿效美国中西部开始普及的大学教育模式，即包括通识教育在内的大学课程，但美日在制度安排上有较大不同。美国将本科课程的重点放在通识教育上，研究生院教育的重点放在专业教育和研究上，推行研究和教育进行分化与合并政策。日本则在战前学术性大学教育的基础上，战后在本科教育中导入通识教育而设立“教养部”,在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中都配置了专业教育这一点上，形成了和美国不同的制度。换言之，日本大学教育是在强烈学术取向的德国洪堡模式上，将美国学分制嵌入战后的新制大学而形成的。因不同模式而生成的制度性矛盾带来了大学教育和学习理念上的模糊性问题。致力战后高等教育改革的决策者们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对大学教育没有产生广泛而实质性影响，所倡导的改革理念仅仅体现在通识教育等教育课程建设上。[]由于人力、物力等基础条件较为匮乏，通识教育逐渐失去了教育课程本该具有的效能。
随着20世纪60年代大学入学需求的扩大，大学教育迎来了规模的快速增长。然而，大学在原有条件下将理念模糊性嫁接到规模扩张上，因此高等教育大众化引来诸多问题，大学危机也随之产生。高等教育决策者和个别大学疲于应付改革，其结果是不仅大学数量与规模不断扩大，生师比也在增加，以至于一些大学不得不开展大规模教学，而且大学教师秉承二战前的教学理念。另外，大学教育以较为狭窄的教师研究内容为主，导致课程体系难以成立，教学未能真正作用于学生的自律性学习。针对这种大学教育缺陷，理工类和人文社会科学类部分学院认为，深受战前讲座制影响的研究室或研讨会等形式的小规模教育可以起到弥补作用。但实际上，具有这种补救手段的大学和学院毕竟是少数。于是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了二战前形成的教育研究组织的改革声音，也就是学部、学科和讲座等传统教育研究组织陷入割裂主义，使得应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教育课程改革极其困难，需要实施以战前组织的彻底变革为目的的“教育组织和研究组织的功能分离”改革。[]同时，对战后大学教育课程的批判声音也不绝于耳，尤其战后扭曲的制度安排所造成的通识教育空洞化备受诟病。
(二)从文理分离到文理分裂
明治初期大学制度诞生以来，学术作为解决社会各种问题的力量做出贡献。例如，大学生毕业“工学部”就委派去建设水库。在当时，学术与社会需求有着密切关系。随着日本经历产业革命的洗礼，个别领域呈现出专业化特征，这就需要特定领域的专门人才。学术作为一个知识体系走向专业化、细分化之路，但未必与社会问题相关联。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学术细分为许多专业领域，仅仅依靠细分化的各个专业领域已难以应对现实问题。近代科学的发展壮大使得大学教育中出现文理分离。明治时期的大学教育偏重以机械化工业为产业主流的近代实学。除了担负精英培养任务的旧制高等学校以外，无论是大学还是专门学校都以实用性知识的讲授为先决，而将产生这种知识的科学思想和人性形成所必需的教育搁置一边。受文理分离的影响，20世纪初公务员考试和大学入学考试开始分为文科和理科。
二战后，日本大学教育组织的专业化将文理分离推向文理分裂。经过战后的反思，大学导入通识教育，但在以专业教育为基础而构建的学院组织下举步维艰。同时，本科课程只设在各学院和各学科内，极大地限制了知识传递与共享，造成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鸿沟。另一方面，在日语语境下，文理并不是文与理的合体，而是事物条理的指代。[]从这个意蕴出发，很多大学设立了与西欧哲学系相对应的“文理学部”,但是20世纪70年以后开始消亡。这些无疑是大学组织弊端的佐证，即一旦形成大学的文化或专业属性，就会被利益相关者的“防卫本能”所保护和阻止，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都难以改变。直到今天，日本著名大学仍然因师资自给率高而自夸，暗示着大学组织改革何等艰难。[]
大学教育中的文理分裂导致大学与社会的关系紧张。通常文理作为个人特质的识别方法来使用，这有利于社会认知的形成，但也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日本从重化工产业向素材产业转型的过程中，融合型企业发挥了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得益于机械电子为代表的技术融合，日本席卷了世界市场。各国都在学习以技术融合为特长的日本产业。20世纪90年代，在倡导技术立国的日本，大学教育尤其是提供广泛知识的通识教育式微，人文社会科学类和理工类大学生的跨学科学习机会变少。在理工类教育快速扩张的背景下，大学虽然为社会培养了劳动力，但其在推进产业社会的过程中引发种种问题。最为典型的是，由各专业领域所构成的垂直型日本企业组织中融合型管理人才不足现象越来越凸显。[]
日本大学教育百年经验，特别是大学教育近代化中对西方大学模式及学术的主动依附到现代化危机中的改革自觉表明，现代大学早已不是一个按照自身逻辑运转的象牙塔，而是与外部社会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统筹考虑社会、政府和大学的逻辑，以三者的新型关系为依托，旨在化解文理分裂的大学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一)反映社会需求逻辑，以人才供给为路径助推“超智能社会”
大学教育肩负着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历史重任，而培养怎样的人无时无刻不反映着社会时代特征。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生产力，日本于2016年提出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超智能社会”(society 5.0)。所谓超智能社会是指，“以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的高度技术融合为基础，人与机器人、人工智能共存，可超越地域、年龄、性别和语言等限制，针对诸多细节与多样化潜在需求及时提供相对应的产品和服务，是能够实现发展经济与解决社会问题相协调的社会形态，也是能够满足人们对高品质生活预期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形态”[]。如果说德国将工业4.0产业政策相容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日本则在此之上谋划文明转换，将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人类生活方式相结合，以实现社会进化。因此，超智能社会不仅是继渔猎社会、农耕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更是新文明转换的路线图。
超智能社会的推出，意味着已有的社会结构和产业结构将会发生巨大变化。融合成为一个重要趋势，许多国家已将技术融合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日本虽然具有技术融合资本，但需要守正拓新。2002年《第2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就曾强调，“科学技术只有被社会接受才有意义，而社会如何掌握、判断并接受科学技术成为关键”[]。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于2008年举办的会议以“现代社会面临的大多数问题起因于复杂系统”为假设，与会人员通过研讨明确了现代社会的复杂系统性，设定了技术融合有待解决的十大难题。最近，绿色it倡议等将绿色发展与it联系起来的技术融合趋势正在出现，日本企业为了抢占市场，加快研发多领域融合技术。另一方面，伴随全球化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加速演进，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几经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新的学科分支和新增长极不断涌现，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势不可挡，这就需要跨学科研究。譬如，现代社会面临的重大危机——环境问题、疫病问题、粮食问题、信息问题等在既有学科领域内已无法单独解决，需要数量庞大的子系统共同参与一个课题。另外，大数据的使用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但对大数据的分析也需要从人文社会科学视角出发。[]
在这种复杂的现代社会变革之下，日本需要培养出与之相适应的人才。“面向society5.0的人才培养座谈会”提出“牵引新社会的人才”,即发现和创造作为技术革新与价值创造之源的知识的人才和将这种知识与社会课题相结合并创造新经济的人才。[]企业智库则提出“融合型人才”,即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等既有学术上具有一定基础知识的同时，掌握与之不同的原理，即跨领域横向知识的方法论，将纵向知识与横向知识结构化，从而产生社会价值的人才。[]从本质属性上看，前者接近于创新型人才，后者接近于应用型人才，但两者都以文理融合和引导社会变革为共同特征。毋庸置疑，无论哪种人才若按照传统学科或专业划分构建的大学教育都很难培养出来。实际上，战后至今日本大学教育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质量低下而深受社会诟病。不可思议的是，大学教育即便存在诸多问题，日本社会和企业却依靠强劲的生产力，支撑着战后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近年来带动日本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机制不仅失去了功能，也成为新发展的桎梏。日本正在摸索从中解脱出来，而大学教育应该发挥对社会发展的先导作用，大胆重构，进而为社会与企业变革带来可能性。作为日本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团体，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于2018年发布的《关于今后我国大学改革理想状况的建议》就是有力例证。该建议明确提出，为应对人口减少与劳动力不足，必须通过高质量教育，培养拥有多种能力的人才；为构建实现超智能社会所需的生态系统，必须提升大学竞争力；作为改革措施，实施大学教育质量保障改革，通过文理融合强化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可见，文理融合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以人才供给推动超智能社会的必然选择。
(二)完善政府改革逻辑，以大学教育功能重构为重点谋划“国家中心治理”
促进人才培养质量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实现人才培养方针与经济社会建设深度融合，是当代日本大学教育改革一以贯之的原则。根据1991年大学审议会《关于大学教育的改善》,文部省修订《大学设置基准》,大学教育迎来了自二战后新制大学制度建立以来的最大变革期。这次改革将过去的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二二分段制模式改为四年一贯制模式。很多国立大学开始取消通识教育组织，将所属教师分配至符合其专业方向的学院。通识教育由各学院教师组成的虚拟组织来运营，美国式大学教育项目得以保留下来，而大学教师的组织归属性却进一步加强。1998年大学审议会《21世纪大学形象和今后改革方针》提出，大学教育目的在于使学生获得广泛而深度的教养、较强的伦理观念、富有实践性的语言能力与信息利用能力，应以重视专业教育为改革方向，有组织地加强大学教育功能。同时，提高研究生教育的专业性，重视本科课程中的通识教育，并保障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2008年中央教育审议会《面向本科教育课程的建构》提出教育课程体系化、学分制度实质化、教育方法改善以及成绩评价等教育课程的编制与实施方针，并指出教育课程体系化的问题在于教育组织在课程设置上优先重视每个教师的意愿，很少从学生角度考虑学习的系统性和渐进性，也不太明确学生应该完成的学习成果的具体内容。[]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建议旨在调整和协调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关系，体现了课程建构的结构主义，即强调用一种关系和整体的思维来看待问题。但遗憾的是，未能给当时大学教育带来实质性影响。由于文部科学省没有着手于促进大学改革的指导性政策，仅在财政上支持大学教育改革工作，重视大学推广和落实竞争性项目，如“具有特色的大学教育支持项目”和“现代教育需要对策支持项目”。这些项目尽管在大学内形成了改革动力，但其成果的示范性和持续性受到广泛质疑，因此于2009年被终止。
作为当今大学教育改革的起点，2012年出台的《大学改革实行计划》使日本确立了政治领导下的大学改革基本框架。该计划指出，作为日本复兴的核心，大学要主动实施符合公众和社会期待的改革，以“急剧变革的社会中的大学功能重构”与“为大学功能重构充实和加强大学治理”为改革支柱，打造与社会联动的新型大学。[]如果说以往政策强调的是质量保障与提高，该计划则首次提出质量转变，这种变化诠释了日本重构大学教育的决心。大学教育质量转变被定义为“向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思考、行动的大学教育的转变”,作为改革措施，将教育课程体系化、组织性教育的实行、教学大纲的充实、全校教学管理的改善等统筹联动起来。该计划的主要特点是，整合了中央教育审议会讨论过的大学教育改革的各种议题，明确了国立大学必须先行改革，提出了引导大学实施改革的策略——引入基础性经费分配倾斜原则。2013年教育振兴委员会宣告成立，日本正式迈向由政治主导的大学改革时代。同年，教育振兴委员会第三次提案《今后大学教育的理想状况》将大学改革视为“日本再生”支柱之一，并从五个方面推进改革：创新适应全球化的教育环境，创新推动社会创新的教学科研环境，加强教书育人并向社会输送的教育功能，加强社会人士再学习的教育功能，通过大学治理改革和财政基础保障来加强经营基础。[]2014年《国立大学改革计划》出台，意味着文理融合成为大学改革的核心内容。该计划强调文理融合的价值意义，认为按照专业领域细分大学教育和研究内容，学生难以获得跨领域的知识和技能，也难以应对职业发展变化，并提出逐步推进大学教育的文理融合。[]而实际上，文理融合早已融于国立大学中期目标与计划之中，例如2007年中期目标与计划就以通识教育的丰富、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联结、学院之间及学科之间的联结、新学科的创设、大学之间的联结去实现文理融合。[]2014年计划出台后，国立大学纷纷贯彻改革精神，进一步推动课程体系的文理融合。2015年文部科学省要求各国立大学通过加强学科领域和专业的综合性或融合性以及国际性等，进一步提高教学和科研质量，包括可以取消部分文科类招生。在招致来自相关学科、学界以及社会多方面的质疑和批评之后，文部科学省不再提及取消或削弱国立大学部分文科类教育课程的政策，取而代之的是鼓励各大学成立文理融合型学院和开发相关课程。[]2019年中央教育审议会《面向2040年高等教育的顶层设计》为大学教育发展描绘蓝图。该报告提出，为推进顺应社会变化的跨越“文理区分”的教育，大学根据自我判断发挥能动性，利用资源积极进行跨学科教育，即建设以“跨越学院和研究生院等组织的学位项目”为中心的大学教育制度。为此构建富有多样性和灵活性的教学科研体制，譬如“文理融合的、扩大学习范围的教育”和“多样而灵活的教育项目”。[]根据这一报告，文部科学省于同年发布《国立大学改革方针》,提出作为高水平而良质的人才培育基地，国立大学应培养拥有社会变革力和热情的人才，为此进行彻底的教育改革，包括面向所有本科生开展数理和数据科学教育等旨在培养具有文理融合知识的人才的教育组织改革与课程研制，通过研究生院教育体制的改善去完善高水平国际性教育。[]
总的来说，1991年以来的大学教育改革进程中，日本逐渐确立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国立大学为先行、以文理融合为内在目的的大学教育功能重构与治理改革。在改革进程中，文部科学省的功能从“规划和规定”转变为“方向引领和政策引导”。尽管政府功能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大学教育改革仍强调国家的主导性，即政府通过文理融合政策来为社会和大学掌舵。这正是日本大学教育改革的国家中心治理逻辑。
(三)遵循大学教育治理逻辑，以全方位改革为抓手致力教育功能最大化
随着社会复杂性的增加，以政府为主体、以纵向命令控制为特征的治理已经无法解决二战后大学教育的文理分裂，需要政府推进高等教育分权化，因此以自主和问责为原则的国立大学法人化成为了行动纲领。当前，国立大学将文理融合作为一个总体性逻辑贯穿于法人化治理改革之中。
在课程建设方面，以文理融合为形式加强课程体系化。早在1990年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学院率先开展文理融合型教育，之后在名古屋大学信息文化学院、东京女子大学现代通识学院得到推广。[]国立大学每6年制定一次教学与科研的中期计划与目标，须要反映出未来发展方向与自身特色。国立大学在始于2016年的第三次中期计划制定过程中，开始关注如何根据社会变化以及学生需求等，构建具有特色的大学教育，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一些大学采取以课程体系化为目的的措施，诸如取消师资培养类学院综合科学课程，新设地区类和国际类学院并建立课程体系，构建本科与研究生一贯的教育课程体系，教育课程的捆绑化等等。[]近年来国立大学着手具有特点的文理融合型教育课程，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以研究型的九州大学共创学院为代表，着力培养在全球层面活跃、担任领导者的人才。其最大特点是，该学院开发了将人文社会科学有关科目与自然和工程方面科目相互融合的本科课程体系。第二类以地方国立大学新泻大学创生学院为代表，该学院通过构建文理融合课程，主要培养能够发现和解决地方社会问题的毕业生。第三类以地方国立大学滋贺大学数据科学学院为代表。该学院目标在于培养在掌握信息科学、数据理论和专业知识及技能基础上，能够有效获取有价值的信息或数据，并能够将这些信息或数据有效运用到实践中的文理融合型人才。[]这些举措彰显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进一步结合、各层次分支学科的交叉综合。这恰恰是现代学科发展趋势，即高度分化基础上的高度综合。[]另一方面，这种有益探索将国立大学课程建设从结构主义转向联结主义，也就是将课程建设作为一种整体主义来思考，强调知识分布在网络中，以不同形式进行存储，并由网络联结形成。
在组织架构方面，以文理融合为思路重组二级学院。国立大学办学环境发生复杂变化，适龄人口与高等教育发展之间的矛盾愈发凸显，影响了其教育改革。日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接近80%,18岁适龄人口预计从1992年顶峰时的205万人减少至2040年的88万人。[]加之少子化的影响，与私立大学一样，国立大学也面临着如何吸引足够的生源、如何维持大学的正常运转等问题。因此，需要对现有二级学院进行调整，而首当其冲的是人文社会科学类学院及其学科。2015年设有人文社会科学类学院的42所国立大学中，40所已经重组并设置新学院，8所正在讨论重组，6所已经减少招生规模。[]2018年东京大学文学部把思想文化学科、历史文化学科、语言文化学科、行动文化学科4个学科重组为人文学科1个学科。[]对于这些改革实践，文部科学省强调“根据社会需求和各大学资源，为培养能够利用广泛知识和能力的人才，超越文和理的已有框架，自然科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联合起来，形成综合性知识，重组为新学院的活动等正在稳步推进”。[]以文理融合为形式的学院重组显然达到了政府的改革预期，而大学相关人员却表示反对，但他们也清楚大学必须顺应社会发展。
在师资队伍方面，以文理融合为切入点重塑国立大学教师文化。学院、学科以及讲座是旧帝国大学的传统制度，即便是二战后也依然如故。这一制度所隐藏的深层问题是，国立大学长期以来没有像美国大学教授俱乐部(faculty club)那样的厚植制度化生存的文化土壤。[]学院教授会虽然有着悠久历史，但俨然已成为一种封闭而保守的教师文化象征。法人化后，在理事、副校长制度中各种专业领域的教授需要越过部门之间的壁垒，进行日常性协商。不仅是大学经营问题，教学与科研也可以作为跨越各部门的议题，在大学内共同探讨并得到解决。这种制度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学科间的隔阂，进而推动文理融合。从这个意义上讲，文理融合暗含了打破旧帝国大学的学院、学科和讲座的传统壁垒，重塑教师文化的大学治理改革意图。需要提及的是，随着法人化治理改革的深入，不久将修订现有的大学教师专职制度，导入并扩大交叉任职制度(cross appointment),从而开创国内外多所大学共享教师的新局面。这将进一步提升文理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也将重新定义国立大学的教师文化。
在财政保障方面，以文理融合为“工具”加强教育财政基础。国立大学具有法人地位，拥有高度的财政自主权，对政府提供的基础性经费及外部资金等收入享有权利。当前政府利用评价和客观指标，通过张弛有道的分配推进基础性经费改革的同时，加强大学获得包括补助金和捐赠金等在内的外部资金。在基础性经费方面，国立大学唯有完成中期目标与计划并通过严格的绩效评价，才能获得“运营费交付金”。以2014年为例，文部科学省高等教育预算为1兆7475亿日元，其中运营费交付金为1兆1123亿日元，占比达到65%。[]而2019年运营费交付金为1兆971亿日元，2020年为1兆807亿日元。[]基础性经费之所以在减少是因为法人化后政府采取每年1%下浮政策，导致国立大学教育经费“捉襟见肘”。在外部资金方面，大学的文理融合相关经费主要来自补助金。2014年预算中列支的“国公私立大学教育改革支持”项目经费为277亿，其中“大学教育充实与质量提升”子项目为53亿。[]这一项目属于竞争性项目，不分国立、公立和私立大学，只对符合国家政策的先进大学教育改革和产业界需求的人才培养两个条件的大学予以资助。补助金本质上是一种带有强烈国家战略性质的政府治理“工具”。政府通过合同形式提供资金，吸引潜在大学的注意力，通常以短期行为鱼贯而出。虽然打破齐头式平等，产生效率，却也造成资源分配的扭曲，进而影响大学教育运作。不同于产业界与国家的科研项目，这种资金额度较少。然而，在教育财政愈发紧张的当今，国立大学争先恐后地争夺补助金来增加收入。
时至今日，政府基于治理成效的财政支持和严格评估的执行，推进全方位的国立大学教育治理改革；反过来，通过此改革实现大学教育功能最大化。这是一项兼具循环性和周期性的改革，也是国立大学将pdca循环作为大学经营手段引入到大学治理的势所必然。
三、未来展望：以文理融合为特征的大学教育重构谋划大学教育质量转换
对于日本大学教育而言，做出一个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价值判断是一个关涉其何去何从的重要问题。如果说20世纪后半期是日本大学教育大众化、量的扩张的时代，那么21世纪前半期将是大学教育质量转换的时代。以文理融合为特征的大学教育重构，不仅演绎了这一时代特征，而且勾勒出大学教育改革的未来图景。这一改革以课程建设和管理运营为主要对象，从位于大学教育中枢的“教育与学习过程”周边的制度与组织改革出发，最终要落脚到中枢上。换言之，大学教育重构是从周边向中枢推进的过程中实现从外延拓展到内涵发展的转换，即实现大学教育质量转换。这是大学教育改革方向，同时已成为超越日本趋势逐渐变成世界范围内的趋势。在很多国家，应对不确定性的知识社会化和学生多样化所推动的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教育改革处于核心地位，而着眼于大学教育质量转换的行动计划成为重要举措。目前以文理融合为特征的日本大学教育重构尚需从以下几方面补齐短板。
一是，弥合文理相互的不信任，加强文理融合内涵建设。文理融合演绎着科学与人文关系的当代特征，但在一定程度上面临“抑文扬理”之困扰。2015年日本下发的《6.8通知》包含取消人文社会科学类院系、转向社会需求量大的领域等表述，其实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种否定。产生文理相互不信任的根源性原因，是科学与人文在概念、目的和方法论上存在着根本的差异，使得科学与人文两大阵营形成心理差异的障壁。自然科学探究事物的规律性，以事物的控制和操作为目标。人文社会科学也会探究人类社会的规律性，但叙事性的探究才是其元研究，也是核心所在。换言之，自然科学探究规律性层面，人文社会科学探究叙事性层面。由于叙事性程序不能还原到规律性程序，所以两者需要分开来独自探究，但它们之间亦有关联，即叙事性层面的存在方式是由规律性层面的存在方式所决定的。因此，虽说探究规律性层面并不是探究叙事性层面，但也是探究其“决定基础”。以这种逻辑关系为基础，可以不断完善文理融合的科学内涵。
二是，夯实人文社会科学类教育，筑牢文理融合型教育基础。现代科学的形成与现代国家和现代公民社会的建立是密不可分的。人文社会科学类教育在其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性作用。然而，在科技发展决定国家预算并直接与企业利润挂钩的当今日本，强调的是便捷、高效和立竿见影，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类教育被边缘化。但是，它并没有消失。日本的一半大学生都就读于人文社会科学院系，支撑着文化传播和创新。尤其在现实社会中，日本人面临着与人类生活方式有关的各种问题，如生活中的精神焦虑、社会规范的松弛、儿童的欺凌问题。面对这种社会性问题，人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批判作用、对其作为文化传承者的作用、对其通过与自然科学教育结合而产生新知识的使命寄予厚望。因此，大学如何对人文社会科学类教育进行重构并与自然科学教育有效融合，是值得思考与探索的重要问题。今后的文理融合型教育需要一个合适的机制和推动力来改变“中间地带”和策划者的缺乏，需要加强文理融合型教师队伍建设来缓解师资不足，还需要厘清哪些领域有可能引领文理融合来解决重点领域的缺失。
三是，规避大学教育治理改革风险，完善文理融合改革机制。大学改革受到社会变化的压力，市场原理的作用程度在提高，效率主义的管理运动波及到教育运动，呈现出政府追求效率和合理化的趋势。从大学治理的角度来看，传统的同僚制(如学院教授会)向官僚制转变，进而与法人化运动相呼应。随着这种趋势的不断发展，以自主和问责为原则的大学教育重构与治理改革将会面临严峻挑战。以文理融合为特征的治理举措将使大学处于被动局面，进而导致大学不能满足社会和政府的文理融合改革需求。这是因为，在政治主导之下大学容易陷入“合理的不正当”,衍生出治理效能低下，从而造成大学治理改革的“合理失败”。换言之，如果大学人士对政府当局示意的大学治理改革存在质疑和反对，这将成为人际关系上的交易成本，可能会削减文理融合相关的补助金。国立大学领导者对该交易成本进行揣度和得失计算后，治理改革走向一个“合理失败”的过程。这就是有可能引发大学教育治理“合理失败”的日本“忖度”。因此，大学教育重构与治理改革尽管已经进入内涵式改革阶段，但建立改革风险防范机制等外延式改革尚需跟进。
总之，以文理融合为特征的日本大学教育重构是大学教育百年演进的因应选择，也是当代社会需求、政府改革和大学治理激荡相生的变革逻辑，更是实现21世纪前半期大学教育质量转换的重要举措。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发展也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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