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大学场域中，学位服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元素，是大学重要的礼仪标记和文化象征之一。西方大学主要基于自身文化发展学位服传统，中国大学的学位服是教育部主导下的产物。其文化根基、发展演变，在学校文化和大学教育中承载的意义，均是值得探讨的文化学问题。虽然学位服起源于西方，但学位服的本土化程度关系到民族自尊，而民族自尊的实现可以生发自内而外的文化自信。中国作为文化大国，其高校学子们的学位服过分借鉴西方，这与文化大国的身份极不相匹配。本专题讨论旨在推进学位服的系统研究。本组稿由五篇学术论文构成，包括当前主流西方国家的学位服起源、变革与发展，东方儒家文化国家的学位服的现状与发展，以及中国古代、近代和当代学位服的发展，从西方到东方，从古代到近现代，逻辑性较强，五篇论文形成有机整体，研究结果总体上指向我国学位服未来的设计样式应更充分地体现以国服为本的原则。这些文章由一群满怀学术激情的青年学者共同完成，他们经过扎实的学术训练，通过学位服研究履行对提升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使命，以飨各界学友同仁。
摘要：英国大学学位服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核心，其历史溯源、文化意蕴与变革发展值得研究。坎特伯雷大主教下令为所有世俗神职人员订购封闭式斗篷，可视为英国学位服之历史起源。然而，长袍、连颈帽、帽子的形制差异，以及颜色分配和材质，不仅关乎学位服之功能，也与其文化意蕴关系密切。其变革发展方面，牛津、剑桥新增学位对应着是否有独立连颈帽、袍服及建立院系颜色制度，学位服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并本土化发展。英国学位服发展对我们的启示有三：一是遵循“一个学位一套袍服”、“一个学科一个颜色”的原则；二是坚持中国特色，即“从部分转向整体”，“去宗教化”；三是加强国家层面规章制度的可操作性、学校层面管理的精细化。
关键词：学位服，大学文化，大学典礼
基金项目：本研究为“民族自尊与学位服研究”课题（后期资助）系列成果
作为庆典服饰之一的学位服（academic dress）亦称为“大学礼服”（university costume），包括长袍（gown）、连颈帽或垂布（hood）和方帽（mortarboard）。[1]在大学的正式典礼穿学位服是一种义务，如大学官员的出场，讲座、考试及大多官方会议上。[2]学位服能绵延至今，最主要原因在于其三项社会功能——特定的认同功能、社会控制功能和划分等级功能，如通过不同服饰造型和色彩等，学位服即可成为社会监督学生、学生自我约束和管理的工具。[3]19-20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位服的习惯，不仅是英国的核心，而且也是欧洲的核心[4]，在整个学位服发展史上处于至关重要地位。本研究综合使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研究英国大学学位服的历史溯源、文化意蕴和变革发展，对检视我国现代大学学位服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
一、英国大学学位服的起源
研究英国大学学位服起源，首先需考证学位制度产生于何时。根据戈夫（goff）[5]12的研究，13世纪一种系统或等级开始出现：（1）学者：授课；（2）学士：寻求教学许可的实习教师；（3）硕士（博士/教授）：须有两年授课经历的毕业生，这里博士、硕士和教授一般是知识渊博的人或教师。基于该研究，“学位服”术语不会早于13世纪。
其次，英国学位服产生的时间。学位服的滥觞有不同观点，马久成和李军[3]14提到三种观点：一是源于13世纪，依据一是13世纪初主教颁布的法令，依据二是约翰·罗斯（john ross）在《西洋服装史》中认为统一的学位服始于13世纪，原因是该时期大学从罗马获规定其服装的权力；二是早于13世纪，马、李认为主教法令只说明学位服自13世纪始有史料佐证其发展嬗变，但并不代表此前未出现；三是学位服最早源于古希腊。三种提法中，古希腊说似不合逻辑，罗马授权说是形成机制，唯主教的法令为标志可成立。“主教的法令”到底是什么？应指坎特伯雷大主教史蒂芬·兰顿（stephen langton）于1222年在牛津理事会下令为所有世俗神职人员订购一种封闭式斗篷（close cloak）或披风（cappa clasua），以使英国神职人员与天主教欧洲其他地区保持一致，大学保留披风，并成为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学术着装主要内容。[6]5另外，马、李忽略一个更基本的问题，若“学位”尚未出现，严格来说，“学位服”应是“学术服装”。据学位制时间考证，学位服时间点更应在13世纪。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法令也将英国大学学位服起源定格在1222年前后。
最后，学位服形成时其形制受到的影响。通常认为学位服最初无异于世俗教士的长袍[7]，但并不代表学位服最初源于宗教。实际上，学位服源于中世纪男女日常着装，后者由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过膝短袍或古罗马市民宽松托加袍和外面斗篷构成，袍子上面加罩或连颈帽以保护头和肩膀。[5]13当然学位服起源不可能脱离宗教，和中世纪大学师生身份密切相关。以牛津大学为例，12世纪末成立重要背景是教堂对于未来能阐释同样标准教会文书的神职人员需求增长较快，人才需求由大学满足。[8]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生是教会人员，着装像教区神职人员，但因其长且封闭而特别出众，外面斗篷封闭，只留口子方便伸双手。[5]13此处斗篷是一种“装饰性披肩”的袍子，逐步变成大学有学位者的独有性服装。[6]5总之，学位服形制主要受日常服饰、宗教服饰和社会等级影响。因而，在学位服产生早期，这三大功能已初具雏形。
二、英国大学学位服的形制及其文化意蕴
英国大学学位服主要由长袍、连颈帽和帽子组成。学位服的连颈帽衬里和连颈帽镶边的颜色分配与学科学位相对应。材质作为区分学位等级的一大因素，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对应的学位服连颈帽衬里也有不同。
（一）长袍、连颈帽和帽子
长袍是毕业生惯用服装。[9]25-29从戈夫[5]16的研究可知，到1500年，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欧洲其他地方，封闭斗篷被弃，代之以短袍或衬衣，短袍是如今大学学位服长袍的始祖。几个世纪来，大学礼服袖子形状表明其代表的学位见文后附图，学士穿长而尖的翅膀状袖子长袍，硕士穿长且封闭袖子的长袍；博士通常跟硕士一样是黑色长袍，但他们一般更爱整套猩红色长袍，以示区别。中世纪短袍或托加袍窄袖子逐渐融入到学士服和博士完整学术服装中，但后者袖子更宽。[10]学位连颈帽，特别是作为学术礼服属英国特色，可能是学位服最重要的要件。[11]15-4315世纪，至少在英国，连颈帽始被视作毕业象征，并赋予独特颜色和衬里。[9]25-29发展至今，连颈帽有一些基本形状和几个变化。还保存部分斗篷的连颈帽称为完整形状（full shape）；那些没有或几乎无斗篷保留的称为简单形状（simple shape）[5]19-21（见图5）。戈夫[5]22-23对帽子演变和分类有全面介绍。连颈帽可作为头饰，之后过时，只戴在后面，代之的是无边便帽，逐渐形成凸起的圆形、方形帽状两种主要演变方向，如表1所示。
就圆帽而言，都铎式帽是最常见的博士学位帽，帽子有一个硬边和一个聚集的王冠形状，有一个扭转的绳索和流苏绕在王冠形状四周。剑桥博士的全套学位服均搭配都铎式帽[11]15-43，但牛津仅限音乐学、医学和民法博士的全套学位服[12]101-141。方形帽演变则更多样化。最引人关注的是现代学位帽诞生和衍生发展：方帽的一个演变是变得很大且松散下垂，是现代学位帽或方帽的起源，它是无边软帽上戴过去的方帽直至两者结合；17世纪该方帽由板子固定，有一个绒球在中间；1770年代被流苏取代。
（二）颜色与材质
伦敦大学1844年首先系统确立院系颜色分类。[13]74-89学位服的连颈帽衬里和连颈帽镶边颜色分配与学科学位对应。考克斯[11]15-43发现，剑桥学士学位服连颈帽衬里颜色和各院系（学科）对应，如表2所示。
第二类和颜色相关的是连颈帽镶边。表3是登记册记载的牛津学位服连颈帽镶边颜色。[12]101-141
材质是厘定学位等级的鲜明特点之一。[3]21本科生连颈帽无衬里，而硕、博士连颈帽则用皮草、丝绸或其他材料作衬里，即使现在在牛津，博士、硕士连颈帽衬里普遍为丝绸，仅哲学、艺术等极少数学士连颈帽衬里是丝绸；新兴理工科硕士和文科学士则为人造皮草，学生身上很难看到真正皮草，仅学监是白色貂皮。[14]
三、英国大学学位服的演变及其影响
英国大学学位服本土改革重点考察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牛津学位服改革集中在现代时期，第一次发生在“二战”前后，目的是使学位服符合历史传统，但也因其试图“复古”而宣告失败。第二次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改革原因包括新学位产生和材料价格上涨，此改革顺应时代要求。而1932-1934年间剑桥学位服改革奠定“一个学位，一套袍服”原则。对外影响上，美国、新西兰、加拿大及香港地区都在沿袭牛津剑桥传统基础上融合自身特色，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学位服。
（一）英国大学学位服的本土改革与发展
1.牛津大学
诺斯[12]101-141在《牛津大学学位服的发展（1920-2012）》中提及牛津两次学位服改革尝试。第一次发生在1941年春季至1954年秋季，牛津的查尔斯·弗兰克林（charles franklyn）提出改革，目的是使学位服“更符历史传统”，主要内容是连颈帽形状、颜色和材质，但因处于“二战”期间，加上诺斯认为的“弗氏将学位服恢复到历史地位的目标有缺陷”，弗氏改革方案一再搁置直至被弃。尽管如此，他提出了一些有趣问题，如“大学学位服的性质及它将如何适应未来”，“如何改革今天的学位服”等。以哲学学士为例，最初被授予非专业学士学位，但很快也有了自己的连颈帽。诺斯认为，“这将预示着：几乎每个新学位都将被授予各自连颈帽，无论其大学地位如何。”
第二次改革发生在1992年，由制袍师提出，原因有二：一是出现大批新学位；二是材料价格上涨，尤其是镶边，出于降低成本需求，制袍师希望对学位服批判性审查。最终，尽管一级硕士学位数量激增，但仍坚持穿着学士学位服原则，并未新增一级学士学位，而且也不允许设新学位类别，如专业博士学位。新学位在这次决议中不仅未成功获取自身礼服，决议甚至取消了艺术、教育学士连颈帽的皮草。另一想法是引入院系色彩系统，在牛津大学历史上尚未提及，但1992年决议通过在学士连颈帽上引入狭窄丝绸带实行院系制度。诺斯认为，牛津大学学位服体系发展问题不只是成本控制，而是习惯于采用示例性法规体系，造成部分学位服频繁改变，乃至登记册未能详细列出各学位的学位服，缺少简单、明确的管理制度和规范。
2.剑桥大学
格罗夫斯（groves）[13]74-89将1932-1934年剑桥学位服改革看作18世纪末至今200余年以来“最重要”的发展。1800-1934年，长袍非常稳定，主要区别在于博士连颈帽丝绸衬里颜色，及分给法学、医学和音乐学士的连颈帽。简言之，学位地位变化是连颈帽变化原因。这段时间奠定原则：“一个学位，一套袍服。”
1932-1934年改革之初，大学理事会任命委员会并在1932年确定三项重要原则：[13]74-89
“一是尽可能少地改变，仅在稀有和较新学位上进行必要改变，且不引入新的颜色或材料；二是建立某种设计上的一致性，使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各有共同特征，而各院系应通过其连颈帽和博士的节日袍子上的特殊颜色及其黑色礼服表示特别特征；三是使连颈帽或礼袍所有者在转向其他学位时易调整。”
1934年方案生效后，剑桥大学由原先“连颈帽的等级系统”（每个学术等级对应一个连颈帽：学士、硕士、博士）过渡到完全基于院系颜色的制度，院系或学科和连颈帽衬里颜色对应，逐渐打破“一个学位，一套袍服”原则。原先剑桥的颜色仅限于黑、白和红色阴影，现可借硕士连颈帽显示所有谱系颜色。有趣的是，1934年哲学博士未获独立袍服，至今使用文科硕士礼服。
（二）英国大学学位服的海外传播与发展
其一，在美国的传播与发展。艾玛古斯特（armagost）[15]详细介绍了美国大学学位服超过100年的标准化过程。美国教育委员会1895年出台首部标准化文件《美国学术服装守则》，95%的大学采纳。美国学位服主要沿袭牛津大学传统，长袍设计以牛津文科学士长袍为基础，但主要有两个变种——传统敞开款式和更简单的封闭款式。美国现代本硕学位服长袍袖子和牛津类似，但博士有所不同。博士袍有开放袖子，称为“钟形”，前部饰面类似英国博士服，每个袖子上增加三个横条，为美国人独创。连颈帽起初使用牛津大学简版，唯一区别是不同学位的长度，和牛津大学相比仅有几个细微差异；帽子和牛津大学学位方帽一致；就材质来讲，将稀有的丝绸和天鹅绒用在更高级学位，与英国一致。美国大学用连颈帽镶边颜色表示院系或学科，剑桥大学则用连颈帽里衬颜色来表示。
其二，在新西兰、加拿大和香港地区的传播与发展。新西兰享有英国学术服装的悠久传统，随着19世纪大学建立，学术风范通常以剑桥为蓝本，考克斯[11]15-43发现，新西兰学位服虽主要继承剑桥风格，然而却有区别，如毛利人后裔毕业生在学位服外面穿克如崴（korowai）或羽毛披风等，就是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元素。加拿大的学位服体系同样以英国学位服体系为基础建立。陈（cheung）[16]发现加拿大高校沿用牛剑学位服体系，如文科硕士、医学外科硕士连颈帽和牛津一样，当然在各大学学位服也有各自独特风格。香港的大学学位服风格比较多元化，除继承英国大学特点，也吸收美国大学特色，甚至香港中文大学采纳一些中国元素（如硕士长袍的中国式立领等）。[17]其中，香港大学主要继承牛津大学风格，但有局部调整。[18]
四、启示
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核心的英国大学学位服起源于坎特伯雷大主教下令为所有世俗神职人员订购封闭式斗篷，其产生初期规约学位服三大核心功能。“二战”以来，虽多变革，但总以应时代发展为规律。学位服对于我国而言是“舶来品”，了解、研究英国学位服演进史，可获三点启示。
一是学位服的国际化发展在于建立和维持两个国际通行原则。199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推荐使用学位服的通知》（简称“94版学位服”）[19]提出学位服设计重要原则：“符合世界惯例、统一规范、中国特色”。英国大学学位服发展逐渐建立两大国际原则：“一个学位，一套袍服”，“一个学科，一个颜色”，均与大学内部学位、学科地位密切相关，进一步降低学位服中过于明显的等级制，也可增加学位和学科辨识度。“94版学位服”中仅规定硕士服和博士服，但比剑桥进步的是，博士学位获得者有权利穿与学位匹配的袍服，而剑桥哲学博士则只穿文科硕士礼袍；不能与之媲美的是，未建立起相似具体学科与独特学位服对应的学位服体系。与牛津剑桥相比明显欠缺的是，未对本科生学位服予以规定。有学者呼吁给高职高专赋予学位服权利，给属于专业硕士、博士的学位服。[20]“94版学位服”关于学科的颜色仅按文、理、工、农、医和军事六大类分配，与英国牛津传统路线和美国大学早期版本类似，但世界通行规则是院系颜色制度，确保“一个学科，一个颜色”；至于是中国的垂布饰边，还是英美的连颈帽里衬或镶边，属传统惯例，不必一致。未来中国学位服变革需遵守上述两大国际原则。
二是学位服的本土化发展在于中国特色，即“从部分转向整体”“去宗教化”。“94版学位服”在保持中国特色方面已做了一些努力，如：（1）纽扣和袖口图案上，学位袍前胸纽扣，用传统服装的“如意扣”；（2）在学位袍袖口处，环绕绣（或印出）长城的城墙线；（3）垂布面料图案用传统的牡丹花，富贵、吉祥。[3]44-45然而，学位服仅增加部分中国特色元素，但主体袍服仍深度模仿西方，此本土化程度远不够。“94版学位服”未考虑更多中国传统特色，造价和成本是关键因素[3]44，但成本控制问题对当今高校来说几乎不存在。故中国大学学位服变革应尽快确定“国服为本”原则②，在系统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特色、民国学位服设计基础上，对袍服更为中式的改造，充分祛除宗教元素，对学位服颜色分配重新诠释内涵③，进一步推进中国学位服更大程度的本土化，以提升和巩固“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④
三是学位服的高效管理在于加强国家层面规章制度可操作性和学校层面管理精细化。当前中国大学学位服的管理依据是“94版学位服”通知，至今已近30年。国家层面新规章制度可在1994年文件基础上完善，推荐使用学位服相关要求和指标尽可能具体，有利于院校执行，同时给高校留一定自主权。大学层面也可“有所为”，借鉴牛津登记册制度，将学位服构成、颜色、材质及背后文化意蕴、学校特色等形成学位服使用手册，师生易获取、参考，并考虑在大学博物馆或校史馆设专展陈列实物以实行示例性管理，减少目前学位服设计和管理的混乱程度，增加学位服统一性、规范性和适度稳定性。
附图
致谢：感谢美国密歇根大学教育学教授兼教育科学家、香港中文大学医学教育讲座教授杜祖贻先生于1999年11月撰写建议书《中国的大学礼服的设计须以国服为本》给我们的研究指引了道路，他于2017年在北大呼吁青年学者接力学位服研究，给予我们团队充分的信任和各方面支持。感谢杜先生与密歇根大学华裔物理学家姚若鹏教授，密歇根州立大学陈瑞华教授，加拿大韦仕敦大学的李军教授，北大“多元·本土·创新”教育学术沙龙的贺随波、张海生、肖纲领，浙江师范大学林凌博士等对本专题研究论文提出的多轮修改建议。北京大学吴红斌副研究员常提供研究素材，牛津大学梁曦博士生在校图书馆搜集珍贵一手资料，香港中文大学戴坤博士、麦吉尔大学荆晓丽博士生、香港大学朱彦臻博士生提供重要文献，在此一并感谢。
注释：
①牛津手机版亚博官网显示艺术学士连颈帽镶边是白色，详见https://www.ox.ac.uk/news-and-events/the-university-year/encaenia/academic-dress。
②源自杜祖贻先生
1999年
11月
1日
撰写的建议书《中国的大学礼服的设计须以国服为本》。
③如，英美博士服的猩红色与宗教有关，而中国服饰颜色系统中，红色地位较高，可表示高一级学位。
④源自香港中文大学麦继强教授
2004年
12月
9日
的手书《学位服国有化刍议》，由杜祖贻先生提供。
参考文献：
作者： 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讲师 王小青；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奚安琪 来源： 《高教发展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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