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半个多世纪的跨学科建设与发展历程中，杜克大学突破了固有的院系建制和学科壁垒等多重阻碍，经历了立足实践摸索推进、集中资源奠定跨学科基础和面向未来深化跨学科发展三个主要阶段。跨学科研究和教育业已成为杜克大学的重要特色和未来发展的主题之一。杜克大学在全校范围内建立了跨学科合作体系和跨学科行政管理体系，促进了跨学科研究成果的产出和跨学科人才的培养。杜克大学在跨学科战略规划、跨学科校级行政管理、跨学科资源配置、跨学科师资聘任以及跨学科平台建设等诸多方面，已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先驱，其经验或可为我国研究型大学的跨学科改革提供些许镜鉴。
关键词：美国，杜克大学，跨学科建设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一般课题“专业博士培养模式的嬗变与创新研究”（课题批准号：bia180175）
19世纪伊始，现代大学学科开始急剧分化乃至缕分细割，这一方面有力地推进了知识生产的精耕细作和量化产出，另一方面也使得学有专攻的学者在面临复杂性、综合性和关联性等诸多问题时，颇感跨学科知识储备的匮乏。二战以后，伴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跨学科成为新知识生产的应然方式，跨学科活动逐渐增多。美国研究型大学作为科学研究和知识生产的重镇，发挥着跨学科研究和跨学科教育的引擎作用。为促进跨学科活动的顺利进行，实现跨学科的良性可持续发展，美国研究型大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杜克大学是美国极具特色的研究型私立大学，素有“南方哈佛”之称。杜克大学的跨学科改革与发展起步较早，二战前后就分别创设了具有跨学科研究导向的杜克森林和杜克海洋实验室、杜克人口研究所和老龄化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半个多世纪以来，杜克大学克服院系的组织障碍、学科壁垒、跨学科师资聘任和管理等困难，采取了极具创新性的跨学科建设策略，已经形成了全校范围内的跨学科科研、教学和行政管理体系，在跨学科研究和跨学科人才培养方面成果卓越，其跨学科建设的成就堪称美国研究型大学之楷模，其经验教训亦足当我国大学跨学科发展之镜鉴。
一、立足实践，在摸索中推进跨学科发展（1968-1988年）
在知识剧增的现代社会，日趋复杂的现实和学术问题，越来越需要通过跨学科合作来解决。在美国诸多的研究型大学中，杜克大学较早地意识到了跨学科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相对于其他大学来说，杜克大学在跨学科建设方面有其自身的先在条件和客观优势。其一，杜克大学相对年轻。1924年三一学院转变为杜克大学，原有的男子和女子学院合并为三一文理学院，并保留了法学院。到20世纪70年代，杜克大学已经先后建立了神学院、研究生院、医学院、护理学院、林业学院、工程学院和商学院，形成了以三一文理学院、研究生院和七大专业学院为主的院系组织体系。由于各学院历史相对较短，因而杜克大学的院系制度和文化尚不至于根深蒂固。其二，杜克大学的规模适中，尤其是西校区布局紧凑。文理学院、医学院、护理学院和工程学院等专业学院都在步行范围内，这种空间布局便于师生联系和往来，有利于初期的跨学科交流。其三，杜克大学位于美国南部的北卡罗莱纳州达勒姆市，作为这一快速变化和发展地区的一部分，杜克大学对不断涌现的新想法持有较为开放的态度，这与学校的学术创新和相对开放的行政管理制度相辅相成，为跨学科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尽管杜克大学在跨学科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但对于任何一所以学科建制为基础且缺少跨学科相关经验的大学来说，跨学科发展的初期都面临一些共性的困难和阻碍；杜克大学亦概莫能外。一方面，以学科为基本架构建立的院系组织使各个学院形成了自己的管理模式、研究范式，院系之间的学科壁垒阻碍着跨学科合作。另一方面，传统的教师聘用与晋升制度、空间与资源的分配制度以及项目评估和奖励制度等并不适用于跨学科活动。
此外，杜克大学还面临一些具体的问题。首先，各院系对教师的跨学科工作支持不足，有的院长反对教师开发跨学科课程或项目，要求教师首先完成院系内学科发展的任务，教师缺少机会和时间进行跨学科活动。其次，从事跨学科工作的教师需要寻找合适的亚博全站手机客户端的合作伙伴，这个看似简单的需求实际上并不容易实现。由于对跨学科尚未达成共识，部分教师认为跨学科研究“低人一等”而不愿参与。另外，杜克大学的跨学科项目缺少资金支持，几乎依赖于学校外部资源。在这一时期，教师们虽然能够开展跨学科项目和活动，但相对来说比较有限。
1968年，杜克大学的本科课程经历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重大改革。该校的本科教师委员会发布名为《学习经验的多样性》的报告，推动了本科阶段的“新课程”改革。报告规定，允许学生选择跨系课程，并主张开发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的跨学科课程，提倡从多个学科角度解决问题。此次课程改革虽然主要针对本科的通识课程，但在客观上使学生具备了多学科的知识和视野，为后续的跨学科教学奠定了基础，深化了杜克大学对跨学科的认识。此时正值奈特（douglas knight）担任校长，开设新的教育项目是其任期内的特色之一，其中包括开设生物工程和林业管理的跨学科学位项目。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杜克大学对学校拥有的森林资源的重视，并将其用于教学和研究。尤其是林业学院致力于对森林环境的实际问题的跨学科研究，整合了法律、工程、管理等学科的内容，还为本科生开办了一门自然资源保护的跨学科课程。另外，杜克大学拥有国际化的传统，其国际研究处于领先水平，在国际研究领域开设的跨学科项目包括西班牙裔美国人研究、东亚研究、非洲研究等。该时期，杜克大学开设的跨学科项目还包括老龄化与人类发展、人口研究、环境研究等。
1972年，杜克大学发布《大学规划委员会总结报告》（summary report of the university planning committee），委员会意识到跨学科的价值和必要性，对跨学科项目进行了调查分析，肯定了林业学院的跨学科研究。委员会指出，应充分发挥杜克大学的跨学科优势，加强杜克大学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利用新的资源和条件开展跨学科项目，并确定了建立和管理跨学科项目的核心原则：跨学科项目必须能够“强化大学的学术地位”，每个跨学科项目要有一位经验丰富的专家和相关学科的教职员工，参与跨学科项目的教师必须经过其所属院系的同意，设立咨询委员会协助项目进行，参与跨学科项目的学生必须至少有一个学科的充分基础。[1]委员会指出教务处应促进跨学科课程的开设，鼓励教师从事跨学科教学，确保教师拓展领域进行学术研究的自由，并关注必要的晋升和终身教职程序的调整。该报告提高了杜克大学对跨学科的重视程度，对跨学科项目的开设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引导性，有利于进一步破除跨学科发展的障碍。
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致使杜克大学财政紧缩，部分学术活动受到限制。但是1978年杜克大学发布的《八十年代的规划》（planning for the eighties）依然强调延续之前的课程改革，继续为本科生设置跨学科课程，设立跨学科研究生项目。该规划建议，每个院系系统审查并重新考虑课程设置，尝试与其他院系进行跨学科课程合作，同时建议开发跨学科示范课程，以促进院系课程的修订。在跨学科教师聘任方面，建议招聘委员会和各院长评估教师跨学科工作的潜力，“如果我们要发展真正的、重要的跨学科工作的能力，那么新任命的人员应该有更大的潜力，而不是满足其院系的狭隘需求”。[2]随着跨学科活动的开展，杜克大学进一步认识到“我们需要不那么狭窄的院系，新的知识领域需要通过跨学科的努力来探索，这种努力应该在院系的基础上组织”。[3]针对部分院系领导拒绝减少教师的教学负担等对教师从事跨学科工作的限制，该规划提出当大学和某一院系的利益不一致时，教务长有权否决院系的决定，从而为教师的跨学科工作扫除了部分障碍。该规划还积极提倡营造更有利于跨学科学术研究的氛围，改善不同院系的教师之间、教师和行政部门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大学普遍把注意力集中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相对忽视了人文学科。鉴于此，杜克大学1984年起相继聘请了一批人文学科的专家。[4]其中包括从霍普金斯大学请来担任英文系主任的费什（stanley fish），以及美国当时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专家詹姆逊（fredric jameson），[5]这使杜克大学成为美国人文学科的重镇。这一时期杜克大学对师资建设的重视提到了新的高度，桑福德（terry sanford）校长把师资建设作为杜克大学发展的首要目标，他曾说：“追求卓越是一条永无止境的道路，我们要继续优化师资队伍，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师资，并在未来二十年实现这一目标”。[6]在这一目标的引领下，杜克大学不断扩充师资队伍，也为自然、社会和人文领域之间的跨学科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师资力量。此外，桑福德校长还创立了政策科学与公共事务研究所，并捐款100万美元为后来公共政策学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桑福德校长的一系列举措提升了杜克大学的声誉和形象，使其成为美国顶尖的研究型大学，杜克大学在他之后的时期被称为“后桑福德时代”。
1987年，校长布罗迪（keith brodie）和教务长格里菲斯（phillip griffiths）对跨学科的重要性达成共识，将跨学科作为当年杜克大学获得南方学院和学校协会（souther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schools）重新认证的报告主题，亦即《跨越边界：90年代的跨学科规划》（cross boundary：interdisciplinary planning for the nineties，简称《跨越边界》）。《跨越边界》旨在记录、评估杜克大学已有的跨学科项目，区分跨学科项目和活动的种类，评估未来跨学科项目的需求和潜力，设计适当的行政结构，促进大学院系之间跨学科研究和教学项目的创建、维护和定期审查，致力于将跨学科深度融入杜克大学的发展。在跨学科教育方面，报告提出要保证本科教育质量，鼓励、加强跨学科研究生项目的开展。此后，跨学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一直是杜克大学跨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师资方面，继续增加教师联合聘任的人数，吸引、培养优秀的跨学科教师。在跨学科行政管理方面，要求精简行政机构，使原有的纵向行政结构与新的、跨学科矩阵式的行政结构相结合。此外，报告还提出教务长应加强对跨学科建设的重视和投入，建议设置一个专注于跨学科发展的全校性行政机构。《跨越边界》是杜克大学在对跨学科发展的现状进行充分调查之后作出的系统规划，是杜克大学跨学科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拐点，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从此跨学科被提升为杜克大学发展的中心议题。
总之，这一阶段杜克大学的跨学科建设在摸索中前进。杜克大学愈加重视跨学科的改革与发展，不断尝试突破学科壁垒、师资聘任和管理等阻碍。这一时期开展的跨学科研究和教育项目数量虽然有限，但呈增长趋势。与此同时，校长、教务长和各院长等都认同跨学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加大对跨学科合作的支持，使得对跨学科的管理开始走向制度化，并且累积了一定的跨学科行政管理经验。《跨越边界》的发布则使杜克大学的跨学科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为后续跨学科建设确立了方向。随着对跨学科探索的不断深入，此时的杜克大学已经明确了对跨学科的支持态度，用搏击的比喻能够形象地说明这一点：“杜克大学通常不能与重量级人物站在一起进行激烈的角逐，但可以通过轻装上阵获得成功，而跨学科方法就是这种成功的优势所在”。[7]
二、奠定跨学科基础，搭建跨学科平台（1989-2005年）
《跨越边界》报告发布之后，杜克大学进入跨学科建设的快速发展期。1991年将原有的林业和环境研究学院与杜克大学海洋实验室合并为环境学院，同时吸收了一些文理学院的地质学家和海洋科学家。创始之初，环境学院就得益于杜克大学鼓励跨学科创新的文化氛围和不同学科的资源，支持环境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教学和新知识生产，以深化对地球与环境的理解。1997年地理系加入环境学院，重点研究地球科学和环境科学的交叉领域，为环境学院注入了新的活力。1993年杜克大学采纳了《跨越边界》报告的建议，正式设立了负责跨学科活动的副教务长办公室，由当时的研究生院院长担任副教务长。该办公室负责促进跨学科项目的评估和管理，支持全校范围内的跨学科合作。学校内的跨学科研究中心、研究所和院系内的相关机构都在该办公室的管辖范围内。随后，由于重新配置了杜克大学的学术财政资源，教务处集中部分资金设立了专门的教务长基金（provost's common fund）支持跨学科发展，由负责跨学科活动的副教务长管理该基金，每年为处于早期阶段的跨学科项目提供4～5万美元以促进跨学科项目的开展。
1994年，杜克大学发布了《塑造未来：一个年轻的大学面对新的世纪》（shaping our future：a young university faces a new century，简称《塑造未来》）的战略规划。《塑造未来》强调，建立不久的环境学院是杜克大学跨学科和合作传统的重要体现，要重视环境学院的发展，充分利用资源，加强跨学科合作，从而产生持久的影响。[8]规划提出促进师资多样化，作为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和增强杜克大学实力的源泉之一，并呼吁增加教师的联合聘任。该规划还提出要继续增设联合学位项目，这些跨学科项目不仅为学生提供了独特的教育机会，而且将各学院的教师聚集在一起，使杜克大学能够充分利用优质师资应对学术研究的挑战并寻求外部支持。同年，莱文科学研究中心（levine science research center）开放，莱文中心大楼是杜克大学历史上最大的建筑，为环境学院、脑科学研究所等机构提供了办公室、教室和实验室，在物理空间方面为跨学科活动提供了便利。该中心专为跨学科服务，极大地扩展了环境研究、生物医学工程和癌症生物学等不同领域的跨学科合作。
1998年，教务长斯特本（john strohbehn）迈出了杜克大学跨学科发展史上的关键一步，他设立了独立的、全职的跨学科副教务长职位，这是美国大学中第一次设置这样的职位。英文教授凯茜·戴维森（cathy davidson）担任了这一职务，在她的领导下，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联合聘任了一批优秀的教师。经过这些教师的合作努力，杜克大学在性别研究、非裔美国人研究、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等跨学科领域处于全美研究的前沿。1999年，杜克大学创建了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跨学科和国际研究中心（john hope franklin center for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随后戴维森和人文科学院院长霍洛维（karla holloway）合作创办了富兰克林人文研究所（franklin humanities institute，简称fhi），巩固了杜克大学在人文学科领域跨学科研究的优势。另外，自1999年开始，基奥恩（nannerl keohane）校长与凯南慈善信托基金的主席威廉·凯南（william kenan）合作，在原有的凯南伦理学项目的基础上建立了杜克大学凯南伦理研究所（kenan institute for ethics，简称kie），凯南基金为此提供了1 000万美元的捐赠。该研究所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杜克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跨学科发展。
进入21世纪，计算机网络技术逐渐成熟，在线教育快速发展，杜克大学敏锐地意识到，为了保持其研究型大学的优势，院系和学科发展不能被传统所约束，应进一步追求突破和创新。适逢2001年《建设卓越：大学规划》（building on excellence：the university plan，简称《建设卓越》）战略规划发布，该规划对杜克大学在新世纪面临的形势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充分肯定了跨学科的价值：“跨越学科边界整合知识，解决知识、社会和价值观的基本问题，是21世纪成功大学的关键组成部分”，“我们最重要的比较优势是我们在院系内部和院系之间建立优秀的多学科和跨学科项目的能力，以及我们比许多竞争对手更快更灵活的行动能力”。[9]《建设卓越》将跨学科作为大学发展战略的优先事项，确定了12个重点领域，包括神经科学、基因组学、信息、气候变化、种族平等和生态学等，另外还确立了4个优先发展学科和项目：生物工程、创新和创业、生命末期护理、毒理学。[10]这些跨学科重点研究领域和项目得到了大学层面的支持和协调。落实这些规划项目所需要的资金，多数来自于战略投资计划（strategic investment plan，简称sip）。该计划由各院长、行政部门等主要领导人合作创建，包括大学和各学院的一揽子投资和资金流，如筹款、长期债务和现金储备，投资总额约为7.27亿美元。教务长兰格（peter lange）指出，“在发布《建设卓越》和提供战略资金之前，我们几乎没有能力将大学发展迅速推向我们认为重要的领域，战略规划使我们能够确定优先事项……在没有确定可用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制定战略优先事项没有意义。”[11]战略投资计划对于执行大学的战略规划至关重要，为杜克大学如何资助跨学科活动创造了一个模式，学校几乎所有最重要的举措都获得了战略资金的支持。
在跨学科教育方面，杜克大学了提出“课程2000”（curriculum 2000）课程改革计划。该计划调整了课程结构，课程设置框架具有四个特点：知识领域、探究模式、重点探究和能力，要求学生学习艺术和文学、文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数学四个领域的课程，同时强调通过专业课程学习加强知识深度。[12]“课程2000”是杜克大学对日益复杂化且快速发展的社会的回应，以俾使学生对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的环境做好准备。同时杜克大学还设置了针对大一学生的跨学科通识教育项目——焦点（focus）项目，使学生在第一学期就能接触到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和观点。申请进入到焦点项目的学生可参与跨学科集群（cluster）进行一系列跨学科研讨和学习，并与杜克大学不同学科领域的教授进行交流互动。此外该项目还提供共享空间促进学生交流，为学生提供走出校园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和社区服务的机会，在促进学生跨学科学习的同时，也将不同领域的教师聚集在一起，促进了跨院系的教师互动。焦点项目成为杜克大学一个极具特点和吸引力的跨学科教育项目。
为支持跨学科发展，这一时期杜克大学创建了许多跨学科研究所和配套基础设施。例如，2003年建立了社会科学研究所（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简称ssri），2005年建立了尼古拉斯环境政策手机版亚博的解决方案研究所（nicholas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policy solutions，简称nieps），同时将部分相关的研究中心纳入了研究所的行政管理组织当中。各个研究所获得了来自教务长的大量资金支持，并且形成了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寻求与社区组织、政策制定者建立密切联系。2004年建立了菲茨帕特里克跨学科工程、医学和应用科学中心（the fitzpatrick center for interdisciplinary engineering，medicine and applied sciences，简称fciemas），2005年建造了纳舍艺术博物馆，作为跨学科的视觉艺术空间，并翻新了史密斯库房，容纳了富兰克林人文研究所和一些数字人文和艺术项目。
这一阶段是杜克大学跨学科建设快速发展的时期。杜克大学加大了对跨学科发展的投资，对推进跨学科建设起到了关键作用。无论是在行政、项目管理方面还是跨学科机构建设方面，这一时期都取得了突出的进展，尤其是随着新的学院、跨学科研究所、建筑设施的建立运行等，原有的学科壁垒被打破，全校范围内的跨学科合作体系略有雏形。在跨学科教育方面，进一步拓展了多样化的教育项目，为学生提供了更多机会，促进了学生在各学科领域综合能力的培养。
三、面向世界与未来，深化跨学科发展（2006年至今）
2006年，杜克大学发布了《与众不同：杜克大学的战略规划》（making a difference：the strategic plan for duke university，简称《与众不同》），旨在提高大学的卓越性，突出杜克大学与众不同的品质。规划将跨学科作为杜克大学的6个长久主题之一，进一步提升了跨学科的重要地位。该规划强调了杜克大学与地方、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的公共、私人和非营利机构进行跨学科合作的重要性。教务长兰格认为：“‘与众不同’旨在激励大学的冒险精神。我们希望杜克大学能够招聘并留住最优秀的教师，在学科、跨学科领域设置优秀的课程，也希望能吸引本科生和研究生，并且使他们能够抓住机会充分参与杜克大学的各个方面。”[13]
《与众不同》提出了一项事关杜克大学发展的重要计划，即将原有的公共政策研究所和公共政策研究系合并为公共政策学院，以扩大杜克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的范围。2009年桑福德公共政策学院正式建立，新的学院致力于环境和能源政策、卫生政策、全球化和社会政策四个领域的广泛研究，并且扩充了学院的师资队伍。学院在建立的初期阶段就体现出与其他学院、研究机构合作的潜力，成为促进广泛的社会科学合作的催化剂。公共政策学院开设的旨在培养未来公共领袖的跨学科博士学位项目是全国最早的此类项目之一，以其突出的跨学科特点而著称。[14]该项目涉及经济、政策科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四个领域，教师来自法学院、环境学院、文理学院的经济系等多个相关院系和研究所。目前该项目还支持学生与杜克全球健康研究所、儿童和家庭政策中心、社会科学研究所和环境学院进行合作互动，为每个学生提供跨学科深入学习和实践的机会。
这一阶段杜克大学对跨学科研究所的重视和支持不断增加。例如，作为杜克大学标志性的研究所之一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得到了大量投资，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交流和研究提供了空间和基础设施，以及数据访问和管理、基金管理等方面的帮助，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孵化中心。杜克大学将全校性的研究所视为吸引优质师资和优秀学生的重要平台，除社会科学研究所之外，还充分支持富兰克林人文研究所、凯南伦理学研究所等机构的发展。《与众不同》还建议设立两个新的研究所：杜克全球健康研究所（duke global health institute，简称dghi）和杜克脑科学研究所（duke institute for brain sciences，简称dibs）。截至2008年，杜克大学6个主要的跨学科研究所全部完成创建并得以运行，对杜克大学的跨学科知识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跨学科研究所和中心作为一个群体，通过进行跨学科研究、教育、政策参与和实践，努力实现杜克大学“知识服务于社会”的目标，成为杜克大学跨学科建设的重要标志，提升了杜克大学跨学科研究的整体形象和水平。
2008年，杜克大学对跨学科机构的行政管理进行了进一步的系统调整。首先，为了支持超越院系的、全校性的跨学科研究所、组织和研究中心（university-wide institutes，initiatives and centers，简称uic）的发展，杜克大学成立了跨学科项目管理办公室，负责促进跨学科项目的设立和实施，监督大学资源的管理，并且建立了新的财务模型和指标，支持研究机构的投资。随着跨学科研究的持续增长，杜克大学认识到不仅需要加强独立的研究所及其附属研究中心的管理，而且需要促进以院系为基础的研究中心的发展。为了保持以院系为基础的研究中心的活力并促进它们参与跨学科研究和教育，杜克大学将这些研究中心的管理权移交给各学院院长，由跨学科副教务长办公室监督此类研究中心的审查。目前杜克大学的各学院共有60多个跨学科中心，充分体现了整个大学多样化的跨学科合作关系。在同一时期，校长布罗德海德（richard brodhead）和教务长兰格先后推进了能源（energy initiative）、创新与创业（innovation & entrepreneurship，）、大数据（information initiative）、科学与社会（science & society）四个跨学科计划的发展，成为uic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跨学科副教务长苏珊·罗斯（susan roth）的领导下，各研究所开始设置跨学科学位教育项目。例如，社会科学研究所开设了跨学科数据科学硕士学位项目，全球健康研究所开设了全球健康硕士学位项目，脑科学研究所开设了认知神经科学博士学位项目等。此外，还有跨学科研究所之间合作开设的学位项目、主辅修专业项目和证书项目等。罗斯还积极增加学生参加跨学科研究团队的机会，最终在2013年创建了杜克大学极具特色的跨学科教育项目——巴斯联结（bass connections）。巴斯联结项目将课堂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让学生有机会与教师一起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在项目设立的前4年就汇聚了1 147名学生、464名教师和100多个外部亚博全站手机客户端的合作伙伴，组成176个项目小组。[15]目前巴斯联结项目共设有6个主题：大脑和社会，教育和人类发展，能源和环境，全球健康，信息、社会和文化，种族和社会，每个主题各由一个uic负责。虽然巴斯联结项目主要针对本科生，但每年研究团队有近180名研究生参与，另外约有500名本科生参与团队项目或暑期研究项目。[16]该项目调动了学生参与跨学科学习的积极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拓展跨学科教育项目的同时，杜克大学始终不忘建设优秀的师资队伍。2007年，杜克大学设立了学院与uic联合招聘教师项目，这一联合招聘项目进一步促进了uic与各学院的合作关系，提供了教师联合聘任的框架，并提供了9年的战略资金用于教师聘任。
2017年，文森特·普莱斯（vincent price）任校长。同年发布的《携手杜克：通过社区促进卓越》（together duke：advancing excellence through community，简称《携手杜克》）建立在跨学科、全球化和知识为社会服务的坚实基础上，提出了三大主题：探究与发现，杜克大学的机会，全球参与、立足本地。教务长科恩布鲁斯（sally kornbluth）指出，“大学的人力资本——教职员工和学生，代表了其核心优势，该规划旨在确保新的投资能够充分利用我们的力量，解决世界面临的基本问题。”[17]在《携手杜克》的引导下，杜克大学进一步为跨学科教育提供资源。首先是继续支持焦点项目的扩展，每年接收20-25%的大一学生参加该项目，同时为巴斯联结项目提供额外的资金，用以支持跨学科的、已有的主题之外的团队研究项目和课程，[18]当前战略规划的资源还拓展了暑期“data ”“story ”项目，使本科生建立小型团队体验多样化的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生教育也获得了新的资源，跨学科研究生网络拨款（interdisciplinary graduate networks grants）鼓励研究生和专业学生团体提出跨学科项目、参与培训或实践；研究生培训资助计划（the graduate student training enhancement grants）则每年为博士生提供校外实习的机会，以激活他们的研究兴趣、增加实践技能、知识和经验。这些多样化的跨学科教育资助和学习项目，为杜克大学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参与跨学科学习和实践的机会，使学生不仅能够学习跨学科的知识、增加实践经验，更丰富了学生的视野、促进了学生之间的跨学科交流以及综合能力的提升。
在师资方面，除了各学院已经制定的年度招聘计划之外，大学行政部门也考虑到教师的招聘问题，在正常的招聘程序外，教务长通过卓越教师战略招聘计划（strategic hiring for faculty excellence，简称shfe）向院长们提供招聘资金，招聘各个级别的优秀教师，丰富师资的多样性，扩展各学科研究，解决学术和社会问题。同时开设了一系列基金项目支持跨学科教师的研究和职业发展，例如，知识社区规划资助项目（intellectual community planning grants）围绕教学、研究和公民参与启动了几十个小规模的教师合作；[19]合作资助基金（collaboratory grants）主要支持能源和水资源，种族、宗教和公民身份，人口健康三个领域的跨学科研究，资助金额每年从2万美元到20万美元不等。自2018年起，该基金已经资助了至少10个跨学科教师研究团队。[20]为了促进师资队伍建设，杜克大学还设立了负责教师发展的副教务长职位，为全校教师发展规划提供指导和监督。这些对教师聘任的投资和行政支持充分体现了杜克大学“使教师成为大学知识界的学者和领导者”的目标，[21]有利于跨学科师资质量的提高和教师的职业发展。
总之，这一阶段杜克大学的跨学科发展呈现出更加开放进取的姿态。随着uic的建立，全校范围内的跨学科合作体系基本建立起来，各研究机构和学院都参与到了多样化的跨学科合作当中。跨学科的行政职位和管理部门的设立，进一步提高了跨学科管理的效率。在新时期里，杜克大学更加强调自身非凡的创新能力，以建立极具活力的、由优秀的教职员工和学生组成的“杜克共同体”。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拓展跨学科的范围，更加注重与社区、社会乃至全球的跨学科合作，保障杜克大学在美国研究型大学中的卓越地位。
四、杜克大学跨学科建设的经验
如上文所述，杜克大学的跨学科发展起步较早，堪称美国研究型大学在该领域的先行者。历经半个多世纪坚持不懈的砥砺前行，杜克大学的跨学科开拓与发展留下了有案可稽的前车之鉴和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在世界各国大学对跨学科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业已达成共识，却又囿于跨学科发展面临整体瓶颈的情况下，对杜克大学在该领域的经验予以归纳与诠释，可为后行者提供些许借鉴。
（一）明确跨学科发展理念，以战略规划引领跨学科建设
教育改革，理念先行。跨学科发展是杜克大学在充分认识到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的复杂性、打破学科壁垒进行合作的必要性的基础上作出的抉择。尽管面临大学传统院系制度和学科壁垒的阻碍、教职员工对跨学科的质疑和抵触等困难，杜克大学始终没有动摇跨学科发展的理念，而是建立起跨学科在大学发展的合法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的规则，确保跨学科活动的顺利开展。在跨学科发展理念的引导下，杜克大学的校长、教务长等校级领导人，通过战略规划、重大政策倡议等，建立、巩固大学内部跨学科合作的信念体系和文化环境，进一步坚定了跨学科发展的理念。杜克大学的战略规划将跨学科置于事关大学改革发展的重要地位，这是以跨学科理念为引领、支持跨学科建设发展的重要纲领，使战略规划成为大学管理人员和师生跨学科行动的指南。
战略规划对跨学科发展的引导和管理体现了突出的可行性、连续性和灵活性。首先，跨学科发展目标明确，具有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对于跨学科研究、教育、教师聘任和管理等事项有具体的指向和建议。例如，1972年规划中提出推行本科生的课程改革需要各院系进行课程调整，并建议开设跨学科示范课程；1988年规划建议设立跨学科的全校性行政机构、明确教务长等领导人在跨学科发展中的职责等，这些具体措施和建议为跨学科建设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次，战略规划对跨学科的发展具有长期、连续的支持和计划。各发展阶段之间形成了良好的衔接，新的战略规划建立在此前几年的规划落实情况的基础上，在对现有跨学科建设进行系统调查之后提出新的规划建议。战略规划中建议设立的跨学科行政机构、研究所等在几年之内就得到落实。最后，正如《携手杜克》所言，“规划是路线图，而不是合同，它是灵活的，并提供了一个框架，可以容纳新的想法并应对变化。”[22]杜克大学的战略规划是基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大学的运营情况制定的具体计划，跨学科的建设发展与杜克大学的整体发展相适应的同时，又体现了独特的创造性和适应性。
（二）设置跨学科行政机构，发挥校级领导的作用
在单一学科发展中，院系是发展的主体；但对于跨学科而言，非常需要大学层面的介入。在杜克大学跨学科建设的过程中，校级行政机构和管理人员的作用尤为关键，他们组成了杜克大学跨学科工作的领导中枢。全校性的、专门的跨学科行政管理机构在杜克大学跨学科建设中起到领导、监督和协调各方的作用。对跨学科的行政支持和管理有利于杜克大学将人力、物力集中在关键问题的解决上，这些措施是杜克大学通过校级行政管理促进跨学科发展、使资源分配合理化的有效途径。设置专门的跨学科行政机构是杜克大学在跨学科管理中的创造力和执行力的重要体现，在美国众多的研究型大学当中，杜克大学最早设立了跨学科副教务长办公室，对全校的跨学科活动形成规范化管理。另外，设立的全职的跨学科副教务长职位、跨学科项目管理办公室等，进一步加强了对全校范围内跨学科项目的协调和管理。
校级行政人员，尤其是校长、教务长、跨学科副教务长，以及各院系主任、各uic的主任等领导人，在杜克大学跨学科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一方面，各领导人都深谙跨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和要旨，在其职责范围内充分支持杜克大学的跨学科发展。其中，跨学科副教务长对跨学科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领导人之间的合作、交流、信息共享在跨学科建设中尤其重要。教务长、跨学科副教务长相互配合，对跨学科发展作出关键决策，有效引导了杜克大学的跨学科发展进程。此外，各学院院长、uic领导人和管理部门之间保持良好的交流与合作，对跨学科项目发展达成共识，促进了各独立的跨学科机构和以学院为依托的跨学科中心的共同发展。
（三）多渠道获取资源，为跨学科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教育是烧钱的事业，跨学科发展更是如此。对美国私立大学来说，筹资是其重要的生存之道。多渠道筹措资金一直是维持杜克大学运行的重要工作，桑福德和布罗迪校长在任期间为筹款作出了重要努力，而基奥恩校长出色的筹资能力则是她当选校长的重要原因之一。[23]杜克大学积极拓展资金来源，包括联邦资源、社会资助、私人基金、合作组织等，多次发起筹资运动，用于支持杜克大学师生、项目、校园的发展建设。另外，联邦政府资助是杜克大学资金来源的主要部分，2020-2021年度，美国联邦政府的资助约占杜克大学拨款和合同资金来源的69%。[24]充足的资金储备为支持跨学科发展的优先事项提供了支持。
资金的合理分配对跨学科战略规划的落实和推进优先发展事项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杜克大学设立的教务长共同基金，为跨学科发展作出了持续的贡献。21世纪初，来自学校的中央资源、战略投资计划是保障杜克大学跨学科规划得以落实的关键。尤其是战略投资计划促进了2001年战略规划的落实，补充了各学院和机构的资源，是杜克大学跨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随后，2006年规划中对战略投资计划的资金来源和分配进行了详细说明，支持杜克大学的优先发展事项和师生、项目、设备等多方面的投资，在大学战略投资计划的支持下，杜克大学在人文、工程等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同时各学院、uic内部同样设有基金项目，用于支持跨学科研究和教学等活动。另外，跨学科专项捐款在杜克大学跨学科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捐赠直接促进了对应的跨学科领域的发展，是杜克大学跨学科发展中不可忽视的支持力量。
（四）搭建跨学科合作平台，完善跨学科基础设施建设
跨学科研究和教育都需要平台支撑，平台建设水平决定了跨学科的水平。跨学科平台包括研究所、中心、组织等形式，它们能够脱离院系的束缚，是跨学科学术组织的基本形态，也是打破学科壁垒的重要方式之一。跨学科已经深刻融入到杜克大学内部，搭建跨学科平台是其开展全校范围内跨学科合作的重要基础，其中全校性的跨学科研究所、组织和研究中心的作用最为突出。目前杜克大学的uic共包括11个跨学科研究所和跨学科计划项目，这些机构与各院系联系从而在全校形成了跨学科合作网络。uic之所以能够高效运行，不断为杜克大学创造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在于uic与各学院的招聘、教育和研究项目能够同步运行，[25]各院系、跨学科研究所、研究中心之间形成了较为和谐平衡的合作关系和沟通机制。uic为跨学科建设作出了全方位的努力，在跨学科研究方面，提供手机版亚博的技术支持、设备和空间，并为师生提供科研服务；在跨学科教育方面，uic开设了多样化的跨学科学位项目、证书项目等，并举办跨学科研讨会、论坛、圆桌讨论等活动。跨学科研究和教育相辅相成，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全校跨学科平台资源的作用。
跨学科基础设施建设是杜克大学促进跨学科合作的重要措施。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杜克大学几乎没有专门的跨学科空间设施。2010年苏珊·罗斯提出空间建设是杜克大学跨学科发展面临的重要障碍之一，2017年的《携手杜克》规划中提出建立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支持研究发展，包括引进先进设备和网络资源等。在过去几十年中，杜克大学在跨学科实体空间建设方面投入巨大，建设了莱文中心、菲茨帕特里克中心大楼，翻新、改建了原有的库房、博物馆和其他建筑，作为各跨学科机构和研究活动的大本营。将各研究中心、实验室汇聚到专门的跨学科建筑当中，使跨学科真正在大学中“安家落户”，是对跨学科建设最为直观的支持体现。这些跨学科建筑和设施使不同学科的教师、研究人员和学生之间形成更多的交集，交流合作更加便利。
（五）建立高质量的跨学科师资队伍，促进跨学科教师的发展
高质量的师资队伍是跨学科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教师和研究人员的个人意识、追求和行动影响研究机构的科研产出，塑造研究机构的组织、规范和政策，进而影响大学的研究行为和产出。[26]对高质量师资的要求和管理是杜克大学发展的重要传统之一。杜克大学通过制定合理的教师聘任、晋升制度以吸引优秀的教师，如学院与uic联合招聘项目、卓越教师战略招聘计划等，同时通过跨学科教师的聘任将师资引向某些关键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激励教职员工参与跨学科工作。此外，通过从外部聘请专家、为教师提供启动资金等方式聘用了一批优秀的教师，分配在杜克大学的各个学院和跨学科研究机构，极大地扩充了跨学科师资队伍。
如果说高质量的师资队伍是杜克大学跨学科发展的人力资源基础，那么跨学科教师的职业发展则为跨学科建设和创新提供了长久支持。在促进跨学科教师发展方面，杜克大学提供了多样化的资金支持项目，如知识社区规划资助项目、合作基金项目等。近几年，跨学科研究办公室设立了更加具体的支持教师研究和发展的积极项目，如课程改进补助金（course enhancement grants）支持全球范围内的跨学科教学、学习和研究，杜克—埃克塞特基金（duke-exeter grants）为全球卫生、气候变化、移民和人文学科项目提供资助。各跨学科研究机构也设立了支持教师发展的基金项目，例如，社会科学研究所计划2022年度为教师提供5 000至25 000美元不等的资助，预计通过该项目至少提供10万美元，鼓励教师进行社会学科领域的创新和合作。[27]杜克大学还设有跨学科大学教授席位，该席位是杜克大学5种最高级别的教师荣誉席位之一，颁发给在跨学科领域最出类拔萃的学者，以激励教师的职业发展。这些多样化的措施为各领域的跨学科教师进行创新探索提供了充分的支持，营造了良好的跨学科研究氛围，促进了跨学科教师的职业发展和研究成果产出。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杜克大学作为美国著名的研究型私立大学，其跨学科的发展历程及其丰富的经验，对于期待抑或正在尝试跨学科改革的我国大学而言，并非可以直接拿来即用。杜克大学之所以能够在半个多世纪的跨学科改革与发展中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其背后存在着诸多本文尚未涉及的深层次的因素。诸如，杜克大学作为一所私立大学，它本身即拥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由多方利益相关者组成的杜克大学董事会及其任命的校长，拥有充分的学校发展规划、学术乃至于学科改革的决策权；在院系层面各学科的教授，不仅具备学科改革与发展的权威性甚或拥有“教授治校”的权利；等等。当然不惟杜克大学，美国所有公立和私立的研究型大学都拥有上述特征。相形之下，我国研究型大学在管理体制、办学自主权、教授治学（校）等制度和学术环境方面与美国大学旨趣迥异。此乃我国大学在探究抑或借鉴杜克大学跨学科发展经验时，首当预知之事。笔者认为，我们可以选择几所研究型大学作为跨学科改革的试点窗口，在办学自主权和跨学科改革决策权等方面对试点大学予以授权赋能，并在权衡其后期效果的基础上，由点及面顺序推进，探索出具有我国特色的大学跨学科改革与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作者： 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于珈懿；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于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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