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知识转型要求大学组织变革。高等教育系统是学科知识和组织机构交叉形成的矩阵结构，大学改进以知识转型为中心，带动大学学科布局调整与组织变革，表现为知识转型与组织应对逻辑：学科知识边界由清晰转向模糊，大学组织结构呈现跨学科、综合化趋势；知识评价标准由单一转向弥散，大学组织目标呈现需求导向的应用性发展趋势；知识生产方式由传统转向现代，大学组织行动呈现信息化、智能化发展趋势；知识流动范围由本土转向世界，大学组织使命呈现民族化与国际化并存格局。耶鲁大学近年来在学科布局调整与组织改进变革方面的实践探索很好地体现了世界一流文科见长大学的发展趋势，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文科见长大学提供了经验借鉴。
关键词：知识转型，组织应对，文科见长大学，大学改进，学科布局，矩阵结构，耶鲁大学
一、问题提出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出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哲学社会科学在铸就民族凝聚力、提升国家软实力、增强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承担着愈加重要的战略使命[1]。
文科见长大学是高校队伍中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坚力量。文科见长大学是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的多科性大学或综合性大学的简称，是一种缘起于大学分类标准化运动，从属于特色型大学概念，与工科大学、农科大学、医科大学等相对的大学类型。美国卡内基大学分类体系依据知识生产的广度和深度，区分了提供不同学科教育、授予不同层次学位的大学[2]；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在《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2011》（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 2011）中根据学科或行业差别，将研究生阶段教育分为学术型、专业型和职业型[3]。可见，学科或行业的差异性是国际公认的大学分类依据之一。21世纪初，潘懋元教授在国际标准基础上指出大学分类与学科分类之间的直接关联：“特色型大学的优势依然是立足于传统特色学科、面向行业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4]学界也对特色型大学，特别是以工科类大学[5]、地方大学[6]等类型鲜明、数量众多的大学做了诸多研究。实际上，中国高校中还有一批一流文科见长大学，这类学校与工科见长大学同根同源。有学者曾基于理工见长的大学学科综合化发展路径，提出以文科见长的文科大学也要实施综合化转型的观点。[7]文科见长大学有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大学前身多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具有行业特色的单科性院校；第二，学校入选“双一流”建设的学科或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被评为a类的一级学科主要从属于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第三，学校的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点数量占全校博士点总数的50%以上。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以及中国政法大学等皆属文科见长大学。
大学改进源于大学自身从实然状态向应然状态的主动追求，既体现大学走向完全形态的持续努力，也反映大学在社会发展中的行动抉择[8]，故其作为院校研究的中心论题受到长期关注与持续推进。学界多采取环境变迁与组织应对的外部视角对大学的改进措施展开分析，聚焦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对大学发展和组织变革的影响[9]，忽视知识因素在大学组织调整中所发挥的中心作用。有鉴于此，本研究将从知识转型与组织应对的视角出发，探讨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与世界一流文科见长大学组织变革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而选取耶鲁大学作为案例进行分析，探究其近年来面对全球性挑战所采取的改进策略；在推进对耶鲁大学最新动向研究的同时，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文科见长大学提供经验借鉴。
二、理论框架：知识转型与组织应对
（一）知识与组织的关系
克拉克（burton r. clark）认为，高等教育系统是学科知识和院校组织构成的矩阵结构。他说[10]：
无论哪里，高等教育的工作都是按学科（discipline）和院校（institution）组成两个基本的纵横交叉的模式。各学科穿越地方院校的界线，各学院又反过来收拾各学科的亚群体在地方集合起来。
每一门学科都垄断一部分高深知识，教师和研究人员根据学科组成亚系统，他们的主要才能和专业身份与学科知识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这些具有相同专业范围和工作性质的学者又聚集于基层操作单位和固定场所中，从而将前沿知识、规范准则从更大的领域输入到特定地理区域的组织机构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是国际性学科知识以特定组织形态而存在的地方性汇聚。根植于专门领域的学科知识在形塑大学组织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一方面，学者和研究人员通常以学科为中心规划自身发展，他们更加忠诚于其学科成员而非院校成员的身份，正如克拉克所说[11]：
从组织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宣称高等教育具有一种本质特征。要认识这种特征，我们可以先从为各学术群体所承认的一门门学科出发，然后进一步追溯到围绕这一门门学科发展起来的集工作、信念和权力各种形态于一体的综合机构。
另一方面，以知识为中心的大学功能观认为，高等教育的一切活动均围绕高深知识展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这三项大学功能，本质上分别是对高深知识的传承扩散、增量创新与增值应用，对知识价值本身的认识程度决定大学功能拓展演变的方向路径，进而对大学组织形态提出改进要求。因此，学科知识与院校组织交叉形成的矩阵结构决定知识生产模式转型是大学组织变革的内在逻辑，而大学组织变革又是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外在表现，大学改进体现为学科布局调整以及由此引发的组织变革。
（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模式转型
关于知识生产模式理论，普莱斯（derek j.s. price）于1982年提出小科学与大科学理论[12]，齐曼（john ziman）于2001年系统提出学院知识生产模式和后学院知识生产模式理论[13]。这两者的共同特征在于，均大致以工业革命为节点，将人类社会的知识生产发展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并对不同阶段的知识生产规模、评价标准、研究目标、科学家地位与交流方式等方面进行分析比较[14]。相比之下，吉本斯（michael gibbons）提出的知识生产模式ⅱ理论的影响更大。相较于传统的、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模式i，知识生产模式ⅱ具有知识生产的应用性、跨学科、异质性以及质量控制多元性等特征。随着经济发展模式从要素驱动、效率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有些研究者又提出知识生产模式ⅲ，并发展出知识创新网络、创新集群等核心概念[15]，但其接受度和影响力尚无法与模式i和模式ⅱ相比。
人文社会科学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总称。人文学科是研究人类精神文化现象的科学，关注的是人与自我的关系，包括人的精神、价值、观念和情感；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科学，关注的是人与他者的关系，包括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与自然科学探究客观存在的必然性、规律性不同，人文社会科学的意义在于以人为中心，考察人本身的理性、思想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属性[16]。基于知识生产模式ⅱ理论，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学科知识边界由清晰转向模糊。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是知识内部规律与社会外部要求共同作用的结果。15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科学界在还原论指导下研究被人为分解后的完整世界并取得巨大成功，但人为划分的知识体系在人类认识整体世界的进程中存在固有缺陷。如今，新知识的生产已不只局限于学科内部，还发生在学科分野的缝隙中，产生于不同学科的交互中[17]130-131。知识融合成为知识创新生产的趋势。人文社会科学本身具有的学科界限的弥散性、融通性特点，使得任何一门人文社会学科总会超越本学科而跨越并涉及其他学科，这种宽泛性、相通性等固有属性成为集成与综合不同学科知识的重要前提和内在动力。无论是制定政策，还是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仅靠单一学科的知识是难以实现的。现实问题需要在应用背景下由多个学科的专家共同合作解决。这些专家聚集于特定的研究项目或组织环境，使内化于人的默会知识和编码知识能随之实现转移、聚集、碰撞与应用；可堪大用的人才也需要学习多个学科的知识，从而在面对其所需要解决的复杂问题时，具有敏锐的思维、精准的判断以及良好的心理素质。
第二，知识评价标准由单一转向弥散。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生产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知识在解决现实问题方面被企业、政府以及更广泛的社会主体寄予厚望，大学创造性工作的质量不再主要由专家团体根据其学术性和理论性的单一标准进行评价，而要经受诸如有用性、效率性、商业化等外部标准的检验。反思性是人文学科的关键特征，因为人文学科总是以严肃、诚实的态度不断地从现在拷问过去，通过回到根性和制度性质疑的方式获得知识能量，从而使人们对现在的理解建立在过去之上，避免陷入去道德化的相对主义窠臼[17]90。在快速发展和变革的时代，人文学科的反思性价值在引领社会价值、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为人类经验和科技进步划定道德界限。此外，社会科学的理论观念从来都是与社会实践紧密相连的，因为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其知识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特定的社会情境及实践应用效果决定的。因此，以更为实用的评价标准检验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价值，能够帮助人们在理解和改造经验世界的过程中获得指导，并为学科发展注入恒久动力。
第三，知识生产方式由传统转向现代。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在开启一场比工业革命发展速度更快、涉及面更广、颠覆性更强的社会变革，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加速发展。相应地，人文社会科学正在积极探索与新兴科技的融合发展之路，实现知识生产方式从精工细作的手工作坊转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赋能的升级。科技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于人类对世界的完整认识，具体体现在两个层面。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思想与科学技术的工具价值融合，革新了学科研究范式。正如15世纪印刷术的发明改变了早期欧洲的社会轮廓和学术空间一样，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也改变了知识的可获得性和思想的载体形态，对学术共同体创造集体性知识时所遵循的价值共识、研究方法和行为规范产生了直接冲击。此外，人文社会科学的系统知识与科学技术的本体价值融合，扩展了学科研究的范畴。科学技术是建立在科学认知的基础之上、以知识体系为根本前提的有机集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融合将催生新的研究对象，拓展新的研究范畴。
第四，知识流动范围由本土转向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都是与这个国家的文化模式相适应的，文科见长大学尤其如此。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总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和历史阶段中完成知识生产与意义创造，实现事实与价值、社会情境与理论符号的对应，这决定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天然的历史性、民族性特征，以及不同国家和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生产知识的异质性。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成为政治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盛行的催化剂，各个国家在意识形态阵地高筑壁垒，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在地理和心理的双重层面受阻，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内容（研究对象、价值取向等）及知识性质（阶级性、人文性等）带有普遍的警惕甚至敌意。然而，本土化是全球化的根源和基础，一切全球化的规则和人类文明的成果，究其本源，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某一本土文化和区域创新。人文社会科学有责任提炼国家和民族的知识创新成果和文化价值，为人类发展提供更优质、更具借鉴意义的本土方案，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中维持学术活力、提升学术声誉。
（三）大学组织变革的基本路径
在以知识为中心的大学矩阵结构中，知识生产模式转型是自内向外带动大学组织变革的关键因素。早在2003年，斯坦福大学就曾召开以“大学与知识生产”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讨论知识生产模式ⅱ下的大学组织改进；吉本斯也在其专著中讨论了知识生产模式转变对大学的制度结构和组织行为带来的一系列挑战[17]122；甚至有学者提出更具协同性、灵活性的“模式ⅱ大学”设想[18]。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促使文科见长大学调整学科布局结构并重新审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功能定位与发展方向。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主体和生产方式的变化要求文科见长大学基于自身发展规划适当布局自然科学。科学技术是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知识体系的实践应用，与人文社会科学在知识层面的交叉融合能够推动新知识的涌现与繁荣，在工具层面的实践应用能够带来操作技术的突破与逻辑思维的革新，为人文精神和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与实在性提供基于理性、秩序和逻辑的实验事实和实证判据。另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评价标准与流动范围的变化，要求文科见长大学重新审视当前的组织结构与功能能否满足人文社会科学的生产目标、内容与属性。任何社会进步都是在特定的、能够促进其发展的人文文化和社会关系背景之下取得的成果，都要受到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阶级结构以及驱动它们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约束。文科见长大学要以攻城略地的姿态，使文科知识的生产和应用能够真正地解决现实问题，做出价值判断，提供人文关怀。
第一，大学组织结构呈现跨学科、综合化发展趋势。学科知识融合推动大学组织呈现跨学科、综合化发展趋势。学科既是一套制度化的专门知识体系，体现为知识的学术性与社会建构性；又是大学改进的核心操作单位，在一流大学建设中发挥抓手作用。跨学科概念具有两层境界。第一层是知识层面的多个学科知识相互支撑发展，大学内部学科门类综合化。通过调整学科布局、设置全新的研究课题、创办自然科学、巩固人文社会科学的传统优势地位等，推动学科之间的知识交叉与融合创新，如在经济、政治、法律、艺术等学科之间实现小交叉，在优势学科与工程、环境科学、计算机科学、生物科学等自然科学学科之间实现大交叉。第二层是系统层面出现更具灵活性、综合性的跨学科组织结构。学科多元均衡发展是大学应对外部社会评价、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重要选择。文科见长大学应当在巩固特色优势的同时，打破学科壁垒、突破学科门类的局限，通过设立交叉学科专业，组建实体研究机构、学院或学部，推动学校交叉学科建设，凸显文科见长大学办理工科的人文特色，拓展人文社会科学新的发展空间。
第二，大学组织目标呈现需求导向的应用发展趋势。知识评价标准发挥组织结构变革与行为调整的指挥棒作用。为了从环境中获取和利用资源，组织需要对环境的要求做出回应。环境是由一系列与中心组织相互作用的其他组织共同构成的整体，组织结构和发展惯性的差异性决定了不同类型的大学对环境的观察、认知和反应各异[19]。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中的广泛应用的确改变了世界的运行逻辑，但是，人的尺度是任何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现代思想的曙光，善、美与真从来都是相互成就、共生统一的。解决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一切未知之知，不仅需要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更需要哲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在伦理价值层面、制度规范层面和人际关系层面予以探讨，赋予客观存在以主观意义。文科见长大学应当重塑组织目标，以一种入世的态度走出象牙塔，既要积极发挥社会科学在处理全球事务、解决公共政策问题中的应用性价值，又要推动人文学科发挥文化挖掘、价值引领和人文关怀等作用。
第三，大学组织行动呈现信息化、智能化发展趋势。知识生产方式的创新带来大学研究空间的拓展和研究成果的涌现。科学技术发展的根基在于自然科学，特别是计算机科学的前沿知识创新与应用。破除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壁垒，实现知识交叉融合，已成为网络智能时代必然的发展趋势。培养既有人文情操又有信息素养的复合型高素质人才是全社会的迫切需求。为了巩固和发挥人文社会科学的传统优势，文科见长大学应当将综合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定位为优先发展的自然科学学科，抢占数字人文、数字经济等指向未来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高地。此外，将学科专业知识与利用科技手段获得的研究证据相整合，是实现人文社会科学从思辨研究到循证研究范式转换的基本路径。为了使所有学术部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获得持续性的技术供给，文科见长大学应当加强校园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提高数据的采集和挖掘能力，提升校园网络、教学环境、办公自动化、校园运行和服务等公共设施的信息化水平；通过提供有针对性的技术咨询服务，为数据分析提供支持、培训和咨询，从而进一步释放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存量。
第四，大学组织使命呈现民族化与国际化并存格局。知识流动范围的扩展赋予大学组织更多的国际化使命。涂又光教授认为[20]：
各个文明内的科技，都是同质的（homogeneous）过程，各处于不同的阶段，故有优劣之分，如氢弹底杀伤力，“优”于弓箭万万。各个文明内的人文，彼此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过程，都有存在的资格，只有异同，不分优劣。
这与比彻（tony becher）提出的观点不谋而合，即硬学科是客观、中立、可比的，而软学科则是主观、共存、缺乏一致标准的，可以在相互交流中获得理解和启发[21]。两者的观点均表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所具有的民族—世界二重性。一方面，大学是一个国家的文化高地和意识形态前沿阵地，文科见长大学尤其如此。文科知识的民族性特征要求文科见长大学树立民族化的组织使命，扎根本土办学，从民族、国家和社会发展中汲取活力、创造价值，自觉承担起维护社会稳定、引领社会主流价值观、弘扬优秀文化、强化国家和民族认同的职责。另一方面，文科见长大学还要树立国际交流的使命，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胜任力的国际领导者，积极应对全球环境、公共卫生等紧迫挑战，在多元、包容的交流对话中保持世界人文教育的繁荣。
三、案例分析：耶鲁大学改进发展的实践探索
耶鲁大学是一所站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前沿的顶尖研究型大学，因其长期领先的人文教育传统而享誉世界。作为本科生院的耶鲁学院至今仍是这所大学最核心的部门之一，并如建校之初那样实施高质量的博雅教育。根据2022年软科世界大学排行榜，耶鲁大学法学（第1位）、心理学（第5位）、政治学（第6位）和经济学（第9位）等四个学科的排名位列全球前十[22]，这些学科全部从属于人文社会科学。此外，耶鲁大学研究生院在2022年至2023年共设置62个博士项目，其中从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博士项目有33个[23]，比例为53.2%。如果按照本研究从校史发展、学科排名和博士生培养等三个方面对文科见长大学的概念进行界定，那么，耶鲁大学是一所颇具代表性的世界一流文科见长大学。耶鲁大学将人文社会科学作为学校的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自2013年7月沙洛维（peter salovey）正式就任第23任校长以来，这所备受瞩目的文科见长大学开展了一系列旨在应对时代变革、保持人文社会科学优势地位的改革探索。沙洛维说[24]：
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是耶鲁大学无可争议的卓越领域，是一个真正的比较优势，我们不能、也不会因投资自然科学领域而牺牲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投资。
2016年，耶鲁大学启动实施“全校学术优先事项”，每年两次以公开信的形式公布改革政策和实施状况。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世界一流文科见长大学的发展动向和世界文科教育的演进趋势，对于开阔中国大学发展的视野和思路具有重要意义。
（一）学科布局调整
由于学科的本质是一门门人为划分的专门知识体系，在组织中又被固化为由权力和利益支撑的学术制度，因此，知识创新发展及其生产模式转型会在大学中以学科布局调整的形式呈现出来。耶鲁大学在沙洛维的领导下，分别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作为耶鲁大学的标志性优势和新发展元素，并据此确定学科布局的调整路线。其一，彰显标志性优势，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重新确立知识生产的原则、方向与理念；其二，注入新发展元素，有选择地布局自然科学，在需要更大实力的关键领域进行投资。正如沙洛维所言：“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扩大规模，而是为了在耶鲁大学最擅长的事情以及耶鲁大学必须做得最好的事情上变得更好。”[24]
第一，巩固比较优势，顺应时代变革趋势，确立人文社会科学新发展理念。面对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进步及其对人类知识版图拓展带来的冲击，沙洛维认为，要想扩大耶鲁大学社会科学的现有学术优势，必须顺应时代变革趋势，确立循证、应用与跨学科的知识生产新方向，发展基于数据和循证的社会科学，发挥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在解决全球公共政策问题中的作用。沙洛维说[25]：
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强调使用经验方法和数据驱动的研究来解决全球问题的重要性。在信息时代，社会科学家可以前所未有地访问数据，通过开发数据分析工具，我们将基于事实而不是直觉来为公共政策问题提供信息。
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专业性、实用性和外部性相反，人文学科的教育和研究指向理性世界与人的内在价值，能够使人获得创造性、批判性思维能力以及愉悦的精神和自由的灵魂。耶鲁大学在这一领域的卓越地位，是其历来推崇人文主义办学精神与自由教育办学实践的现实反映。2015年，沙洛维将包容、创新与互联确立为艺术和人文学科未来知识生产的核心理念，并利用一笔5000万美元的匿名捐赠成立一个永久捐赠基金，为耶鲁大学人文学科的教学、科研和合作提供资金。捐赠基金以开放包容的学术精神，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前来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创新活动，使全球顶尖学者凭借制度化的资助方式融入耶鲁大学现有的知识结构中，确保备受瞩目的人文学科系列讲座、课程、研讨会和国际论坛能够产生持续而广泛的影响。
第二，立足现有基础，面向社会需求与未来趋势布局自然科学。沙洛维认为，科学（包括医学、技术、工程学和数学）的卓越和创新，对于耶鲁大学拓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式与研究范畴、巩固其传统优势地位，并在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中继续占据突出地位至关重要；同时，培养未来领导者不仅要有人文素养，还需要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有坚实的基础。[26]为此，耶鲁大学将科学发展确定为学校的学术优先事项之一。2017年1月，耶鲁大学组建大学科学战略委员会（the university science strategy committee），并为自然科学发展制定战略计划[25]。该计划确定了5个重点研究领域和5个次重点研究领域。耶鲁大学有针对性地拓展自然科学的优势领域，有重点地发展可预见的知识版图和领地。一方面，在已有优势学科的基础上拓展自然科学布局。除了人文社会科学外，耶鲁大学的另外一个传统优势是生命科学与医学，推动其与工程、环境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融合是耶鲁大学拓展其传统优势的战略重点。另一方面，根据未来长期的发展趋势，及早规划引领时代潮流的研究领域。耶鲁大学计划优先发展的计算机科学和量子科学，分别应对数字革命带来的全新技术创新与应用，并为量子科学成为未来实用技术的全新来源做好准备，同时，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在工具层面和知识层面注入活力。
（二）大学组织改进
学科知识作为重要的内部因素影响着大学的组织结构与功能。耶鲁大学的学科结构调整带动了大学组织机构的改进与变革，生动地体现了知识转型与组织应对的基本逻辑。
第一，大学组织内部结构调整，体现为二级机构在空间上的重新分布和功能上的再整合。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催生出耶鲁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枢纽。2016年，为了打造一个能够使分散在校园各处的文科部门和资源设施汇聚起来的空间枢纽，沙洛维决定将位于约克街320号的研究生院翻修，将其专门用作包括耶鲁·惠特尼人文中心（whitney humanities center）在内的13个人文学科学术单位的办公场所[27]。空间的聚集有助于在思想碰撞中孕育创新观点。重建后的约克街320号允许每个学系在维持原有身份的前提下融入新环境并形成混合团体，为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互动提供会议室和教室等社交空间，鼓励同系或跨系的师生在频繁的深度交流中产生创新性想法。此外，为了提供一个自然科学交叉融合的空间环境，耶鲁大学还投入近3亿美元在校园北侧建设“科学山”，包括作为公共空间的大型礼堂和咖啡厅。“科学山”将来自不同学科的师生汇聚在一起，使他们共享核心设施并促进跨学科、跨领域的互动与合作[28]。除“科学山”外，耶鲁大学还在纽黑文市中心学院街100号租赁约23.2万平方米的建筑，这栋建筑位于连接耶鲁大学医学院和主校区的中心位置。在这个新空间里，本科生和研究生都有机会在教师的带领下从事更多的学科交叉研究[29]。
第二，大学组织目标革新，体现为新院系、研究机构的成立和研究课题的转向。为了使大学更好地回应外部环境需求，以更加积极的身份参与到区域、国家和国际发展中，耶鲁大学成立新的院系和研究机构，并由此带来更多具有应用价值的研究课题。2021年11月，沙络维决定成立并投入500万美元建设包容性增长中心（center for inclusive growth），旨在克服纽黑文市当前面临的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结构性障碍，维持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30]。2018年6月，耶鲁大学成立托宾经济政策中心（tobin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该中心以解决全国范围内的贫困、医疗卫生等紧迫的政策问题作为组织目标，通过强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中的应用，促进基于证据的跨学科研究，为推动社会科学前沿研究成果作为决策依据进入政策领域而创造良好的交互平台[31]。2019年4月，耶鲁大学宣布将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jackson institution for global affairs）变为一所开展循证研究以应对全球性政策挑战的专业学院，即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jackson school for global affairs）。该学院采取与耶鲁大学其他专业学院联合任命教授、提供跨学科学术项目的合作方式，汇集来自管理学院、环境学院、法学院和神学院的研究生、本科生和教职员工；[32]通过开展跨学科研究，充分发挥耶鲁大学在经济、政治、法律等学术领域的优势，将学术研究成果应用到国际事务的处理中，以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33]。
第三，大学组织行动的数字化建设与研究范式的技术化升级，体现为学校硬件设施建设、数据支持应用和全新发展计划的提出。为强调数据驱动的技术方法在信息搜集与政策决策中的重要性，耶鲁大学于2020年11月启动名为“数据密集型社会科学建设”的发展计划，于2021年2月公布《耶鲁大学数据密集社会科学委员会报告》（yale university report of the university-wide data-intensive social science committee）。该报告建议耶鲁大学建立一个专门的、公共的大学方法中心以提高大学组织行动的数字化、信息化水平，支持数据密集型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方法中心将提供先进安全的基础设施，推动信息技术融入教学、科研、管理与服务的各项活动中；建立对外联络通道与门户网站，通过软件开发、设计与应用，鼓励并支持研究者与校内外人员的交流合作；提供关于计算和统计方法的专门培训与咨询服务，在项目规划、研究设计和分析工具使用等方面给予学生和教师支持，引导他们访问校园内的各类数据资源；帮助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获取、分析、使用、存储敏感、复杂和受限使用的数据，使其基于最新数据和全新技术工具来取得领先于同行的成果。[34]
第四，大学组织使命的平衡兼顾，体现为新院系的设置以及组织使命的重申。耶鲁大学长期致力于构建和维护美国社会共同体，特别是关注具有深刻历史和现实原因的社会问题。对此，耶鲁大学建立了三个有代表性的研究中心。一是分层与不平等实证研究中心（center for empirical research on stratification and inequality）。其使命是支持对社会不平等的原因和后果的实证研究，如教育、培训、劳动力市场和社会老龄化，以及阶级结构、分层和社会流动性等议题。[35]二是信仰与文化中心（yale center for faith and culture）。其使命是向所有受众传播感恩、谦卑、勇气、宽容等美德和价值观，并使之体现在个人生活和工作中。[36]三是种族、土著和跨国移民研究中心（yal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race，indigeneity，and transnational migration）。其使命是推进对历史和当代种族主题的研究与教学，促进跨越机构、学科和地理边界的知识交流。[37]此外，耶鲁大学还坚持一贯的国际化办学路线，积极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正如沙洛维在2016年的公开信中重申：“我们的使命是通过培养社会各界的领导人来改善世界。”[24]为此，耶鲁大学不仅成立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还成立全球法律挑战中心（center for global legal challenges）。该中心的使命是促进对全球重要法律问题的理解和研究，培养有能力和责任利用国际法、外交法和国家安全法的新一代律师。[38]2020年12月，耶鲁大学启动行星手机版亚博的解决方案项目以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紧迫的全球危机[39]。
四、结论与讨论
（一）文科见长大学遵循知识转型与组织应对的改进逻辑
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的大学面临日益严峻的全球性挑战，寻找一条行之有效的改进发展路径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大学是由知识属性的学科和组织属性的学院交叉形成的矩阵结构，且知识维度在其中占据中心地位。因此，知识生产模式转型是决定大学组织改进与变革的关键内在因素。研究发现，在知识生产模式i转向模式ⅱ的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边界、知识评价标准、生产方式和流动范围发生转型，进而带动文科见长大学的组织结构、目标、行动和使命的改进。耶鲁大学近年来的实践探索集中体现为知识转型与组织应对的基本逻辑（见图1）。一方面，知识转型体现为大学中的学科布局调整。耶鲁大学将发展自然科学视为维持其顶尖大学地位和人文社会科学比较优势的重要因素，基于现有的生命科学和医学优势逐渐拓展、布局与之相关的自然科学，并向计算机科学、量子力学等指向未来的学科投入资源，以期相关学科能够与人文社会科学在知识层面和工具层面上发生创新性融合。另一方面，在知识转型的带动下，耶鲁大学的组织内部空间更为聚合，组织功能得到整合；耶鲁大学成立学院、研究中心、方法中心等新组织机构，革新研究范式，调整研究主题，在重申国际化组织使命的同时，致力于解决从地方到全国的社会问题。耶鲁大学的实践探索很好地体现了世界一流文科见长大学的发展趋势，为中国文科见长大学的发展改进提供了借鉴思路。
（二）以融合为中心的中国文科见长大学的改进发展
中国文科见长大学的改进发展应当兼顾人文社会科学的普遍性规律和中国本土化要求，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世界一流文科见长大学和世界一流人文社会科学，走出一条以融合为特征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之路。
第一，注重知识与知识的融合，以更聚合的组织结构促进跨学科交叉与多学科建设。跨学科知识交叉带动大学组织机构融合，文科见长大学应当在巩固学科优势的基础上向综合化方向转型，促成知识生产的集成性和融通性。学科综合化绝不是盲目地扩充学科，回到外延式发展的老路上去，而是要结合现有优势与未来发展趋势，在学科布局调整中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结构和功能更加综合化的组织中产出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创新知识，培养能够独当一面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第二，强调理性与现实的融合，遵循社会需求逻辑设立研究机构、确定研究主题。大学的改进方向受到特定发展规律的制约，即始于应用性需求，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满足需求，最后接受弥散多元的质量控制与社会问责的发展规律，框定大学的改进方向。因此，中国文科见长大学应当扮演更为积极的社会角色，实现价值引领，给予现实关怀；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政策性知识和思想等方面发挥作用。
第三，推动科技与人文的融合，加快数字化建设以革新研究范式、拓展研究范畴。思想与技术、人文与科学的融合成为产生创新性成果的必要条件，脱离尖端科研设备将很难解决复杂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国文科见长大学要充分认识到高新科技对于巩固学校传统特色学科、促进学校未来发展的价值，在组织层面探索建立人文社科人工智能的新型交叉研究中心；在知识层面积极推动相关学科与本校传统优势学科的交叉融合，对人与机器的伦理关系、未来智能社会的治理等具体问题展开研究。
第四，推进本土与全球的融合，将维护国家利益与参与国际事务作为大学的双重使命。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重要区别在于其鲜明的社会性和民族性。中国文科见长大学要在营造有利的舆论阵地方面冲在第一线，加强在意识形态和思想理论体系建构中的主体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政治立场坚定、民族意识强烈、爱国热情激荡的各类人才。此外，人文社会科学的生命力、创造力源于多元的文化碰撞，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方能天下大同。中国文科见长大学要将多渠道的国际交流融入日常办学，将国际化办学制度化、常态化；要结合本校学科特长培养国家急需的国际化人才和新一代国际学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 公钦正 周光礼；重庆文理学院期刊社 张海生
手机版亚博-亚博全站手机客户端
新闻
